本文通过在传统的DSGE模型中引入不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受到外汇管制的银行部门,为研究开放条件下外生冲击的传导以及中央银行的政策应对策略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经济的模拟分析表明,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和金融开放水平下,通过合理搭配使用纳入金融稳定目标的拓展型货币政策、动态贷款价值比(LTV)监管和动态资本充足率要求,中央银行可以更好地平衡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目标,从而降低政策损失水平,但具体的政策组合与相应的盯住目标需要根据外生冲击的性质予以确定。例如,在存款人住房偏好冲击下,盯住贷款总量的拓展型货币政策搭配其它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政策组合是较为合适的;而在国外房价冲击下,传统货币政策与其它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搭配则是相对更优的政策组合。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的变化会影响上述最优政策组合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使其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或削弱,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在运用双支柱政策调控时,需要将经济和金融开放的实际状态纳入考虑。本文的分析为理解开放条件下的双支柱调控策略以及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组合搭配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通胀指标测量的准确性是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通胀测量偏差问题很早就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疫情冲击这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居民消费支出模式发生巨大变化,使得通胀测量偏差问题更加突出。本文利用2019年至2022年中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和美国银行卡实时消费数据,对中美两国消费篮子权重及CPI偏差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冲击下我国消费篮子权重分化明显,特别是冲击初期CPI存在一定低估,但幅度有限,较美国而言整体相对可控;就通胀测量偏差的纠正效果而言,季度调查的消费支出相较于实时消费支出还存在不足。本文的研究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价格指数实时调整提供了可靠的改进方法,为有关部门更准确地测量通胀水平和科学开展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在全球频繁发生各类不确定性冲击背景下,提升宏观经济韧性,对于推动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在理论分析金融结构影响宏观经济韧性的机制基础上,本文运用2000年-2019年6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对宏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冲击下的异质性。结果表明,金融结构对宏观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正向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即趋向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韧性,但当金融结构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超过门槛值1.48后,金融结构对宏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递减。在调整经济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及权重、内生性和聚类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是稳健的。金融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的提升,有利于增强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和供给侧技术冲击的韧性;而金融结构中间接融资占比的提升,则有利于增强经济体应对来自消费需求冲击和消费与技术叠加冲击的韧性。金融结构的变化,主要通过创新支持效应和风险吸收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宏观经济应对内外部不确定冲击的韧性。

大量文献探究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扩张的原因,但鲜有关注其债务融资结构与顺序问题的研究。本文基于融资优序理论,使用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融资平台债务扩张的结构性特征。结果表明:(1)当中央政府放松对地方政府的融资限制时,那些经济增长压力大的城市更有动力借助融资平台优先大规模扩张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非标债务,而非城投债;(2)推动地方融资平台非标债务扩张的主因是经济增长压力而非财政压力,且其扩张的经济基础是商住用地出让收入,而非工业用地出让收入;(3)“四万亿”刺激计划对非标债务扩张具有长期影响,而且经济增长压力对非标债务的扩张作用随着银行信贷约束的放松而提高。本研究深刻揭示了地方政府融资模式特征,为合理调整相关政策以及精准识别、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供了有益的新视角。

本文利用2012—2021年46家商业银行数据,从总量及结构两方面实证检验央行言辞沟通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央行言辞沟通的方向,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总量形成显著的正向影响,央行言辞沟通的信息传递效率、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意愿和能力,都会影响央行言辞沟通有效性;(2)央行言辞沟通对银行信贷投放总量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宽松方向的言辞沟通比紧缩方向的言辞沟通影响更强;(3)分行业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宽松方向言辞沟通带来的信贷增量资金,主要流入到政府平台和房地产,未能有效支持制造业发展;紧缩方向的言辞沟通显著抑制了制造业领域的信贷投放,对政府平台和房地产未构成显著影响;(4)2018年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信贷资源配置结构明显改善,信贷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增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平均对数偏差刻画财富不平等,使用事前参数法和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反事实”财富,测算机会不平等在财富不平等中的占比,并通过Shapley值法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成因进行分解。研究发现:(1)2017年,机会不平等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远大于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2)“50后”和“70后”的组内财富机会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出生组;(3)房价增长率、户籍类型、金融可得性、青少年时期所在地区类型和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父辈受教育水平,对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位居前列,合计超过85%;(4)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地域因素和宏观因素这4类环境因素,对各出生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5)教育间接作用渠道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均超过10%,就业间接作用渠道对“50后”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在各出生组中最高,而投资间接作用渠道对各出生组财富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率相对较小。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优化住房调控政策、缩小城乡与区域差距、完善地区金融体系和提高代际流动性,可降低财富机会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本文测算了各地区行业层面的产能过剩指数和就业增长率,分析了产能过剩与就业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产能过剩对我国整体就业增长率的抑制作用显著;分地区来看,产能过剩对东部地区就业增长率的抑制作用是全国水平的2倍以上,而产能过剩对就业增长率的负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不明显;分企业所有制来看,产能过剩对就业增长的排斥作用只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分行业性质来看,由制造业产能过剩引起的就业排斥现象,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不明显;剔除去产能因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产能过剩的就业波动效应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化程度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引起的就业波动起正向调节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引起的就业波动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为我国优化稳就业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检验2008年到2021年间的上市企业经验数据发现,上市企业ESG活动表现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专利产出(包括绿色专利)、经济增加值、财务绩效的增长以及综合升级指标的改善。在使用了工具变量和排除了环保法、双碳政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宽带中国以及“一带一路”等政策变量的干扰之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ESG活动表现,通过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以及提高企业声誉和信息披露质量等4条渠道,促进企业的升级。调节变量的检验表明,外部治理监督工具与ESG活动的第三方评价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ESG评级不确定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ESG活动表现对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企业、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充分认识到企业ESG信息披露对商业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不仅要为单个企业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还需要产业链上下游联动配合。本文以企业上市为切入点,研究发现:产业链企业上市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投资越多,且该影响具有长期性;降低行业信息不对称、加剧产品市场竞争,是产业链企业上市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的重要作用机制;当企业专业化程度较高时,产业链企业上市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效应更显著。本文不仅扩展了企业上市的研究范畴,而且补充了产业链相关研究,对于如何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并有效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本文基于阿里司法拍卖平台的独特数据,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方法院逐步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如何影响信贷资源配置。结果显示:(1)网络司法拍卖显著提高了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水平。其作用机制在于,网络司法拍卖通过提高司法执行效率和促进司法执行公正,使得银行债权得到更好的保护,进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水平;(2)当地区内房产拍卖比例较高、传统司法拍卖的基础条件较差以及司法拍卖的市场需求较大时,前述影响更为明显;(3)网络司法拍卖带来的信贷资源增量供给,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难题。本文首次实证检验了网络司法拍卖的微观经济影响,对促进“法治体系-金融系统-实体经济”协调并进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延迟退休可以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不可持续风险,但它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呢？本文构建拓展的代际联系的王朝家庭(dynastic family)模型,考察了延迟退休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研究表明,一方面,延迟退休会增加父母给年轻人的遗赠收入,这将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可称为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延迟退休使得隔代照料时间减少,年轻人生育孩子的时间成本上升,由此带来生育率下降,可称为隔代照料效应。延迟退休对生育率的影响,取决于年轻人对生育孩子数目的偏好程度、收入效应和隔代照料效应之间的比较。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延迟退休减少了隔代照料时间,年轻人照料孩子的时间增加,这会降低年轻人的劳动供给,导致工资收入减少,进而降低年轻人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投入,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数值模拟发现,年轻人劳动供给降低的幅度非常有限。政策方面,建议实施积极的隔代照料支持政策,降低延迟退休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