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经验看,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往往较高。这容易使各界产生以TFP为主导的增长方式能有效应对老龄化的认识误区。基于对全球90个经济体1961—2019年TFP贡献率的测算,本文实证检验了老龄化、TFP贡献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一,老龄化率与TFP贡献率呈现正相关性,但TFP贡献率上升主要源于传统动力过快下滑带来的“被动上升”,并不意味着老龄化进程中TFP对经济推动作用显著增强。第二,随着老龄化率上升,TFP贡献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减弱,剔除TFP贡献率“被动上升”影响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表明,一个经济体过度依靠提升TFP的方式应对老龄化,容易出现“高TFP贡献率、低增长”问题。第三,相比于以TFP占主导的增长方式,TFP等新动力与资本和劳动等传统动力并重的增长方式能更好地应对老龄化,使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不显著。现阶段中国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因此需要着力提升TFP,但不能忽视传统动力的下滑。要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构建新动力与传统动力相互牵引、相互促进的增长方式,从而更好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央银行沟通作为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手段,在引导公众预期和调节宏观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央银行沟通是否会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产生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中央银行沟通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央行沟通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央行沟通能够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且上述效应在高管具有金融背景、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和公司治理效率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宽松性中央银行沟通,会通过抑制金融错配程度、提高投资平稳性和降低金融与实体投资收益率之差,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中央银行沟通能够减轻投资者异质性信念和分析师预测分歧,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本研究在优化宏观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债券通”政策中的“北向通”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债券市场开放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债券通”显著降低了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其机制是,“债券通”增加了债券市场流动性、改善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高了外部监督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债券通”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在债券发行规模小、未签订特殊条款、债券评级低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通”还会影响债券一级市场的发行表现,降低标的债券的发行利差、提高债券发行效率以及扩大债券发行数量和规模。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启示意义。

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不仅会对其自身产生不良影响,还很可能通过“股权质押”的“关联性”产生外溢效应。本文以1999—2019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对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增加了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表明股权质押融资市场上确实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这种“柠檬现象”;在基于准自然实验构建的DID法、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加剧股东股权质押的效应,在国有控股、规模较大、股权制衡度较低和成长性较差的公司中较强,且股价崩盘风险的提升会加剧股权质押,增大股票平仓风险的效应。本文丰富和拓展了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和股权质押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可为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强化资本市场会计监管以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决策参考。

在全国碳市场运行初期,相关风险的对冲工具不足,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交易平台根据经济环境进行碳配额管理能产生以下作用:第一,增加高碳排放企业投资碳配额、进行碳价格风险对冲的渠道,降低企业的低碳转型成本。第二,为低碳企业卖出富余碳配额、更好地管理碳配额的价格风险提供了方便,从而有助于提高碳市场的流动性,夯实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第三,碳配额管理下的碳排放稳态水平约束了发电行业碳排放总量,碳排放的动态演化为“碳达峰”动态路径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在碳配额管理机制下,加大逆周期财政支持力度、开发碳衍生品、推动减排技术突破,都是缓解碳配额价格风险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本文为研究碳配额管理的机制设计及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同时也给出碳市场助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可行措施。

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标准,是影响居民医保参与决策和医保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参数,准确估计居民医保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合理制定个人缴费标准和完善医保筹资模式的前提。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我国城乡居民医保的需求价格弹性。结果显示,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每提高10%,参保概率降低0.15%。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等收入人群和农村地区人群的需求价格弹性更大,而健康状况较差人群的弹性则更小。本文认为,随着医保缴费标准不断提高,在全民统一的财政补助外,应扩大参保补贴覆盖的低收入人群范围,加快完善医保缴费财政补助模式,并逐渐将居民医保筹资从定额筹资模式转变为按收入比率缴费的费率制模式。

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检验老农保参保经历对农村居民养老金预期准确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农保参保经历使农村居民养老金预期偏差程度降低0.24(样本均值为0.70),降幅相当于均值的34.29%,且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将样本限定在无迁徙经历的居民、考虑样本损耗问题以及对养老金相关变量缩尾处理后,上述结果依旧稳健。同时,上述效应在受教育年限更高、使用网络以及无认知能力障碍的群体中更强。此外,上述效应主要通过提高个体谨慎程度发挥作用。最后,在村庄层面开展的队列双重差分分析也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主要结论。本文结果表明,政府可重点关注认知水平较低的群体,通过提供更精准的制度教育和信息披露,提升其养老金认知水平和预期准确性。

在资管新规准自然实验情境下,本文考察并发现,引导资金回归实体经济的金融强监管能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尤其对那些可能存在过度金融化、高管具有金融背景、所处地区民间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及劳动力议价能力较高的企业较显著。基于金融监管和劳动力结构优化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资管新规促使资本回归实体后,企业对劳动力结构的优化,是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通过分解劳动收入份额发现,资管新规主要改善了普通员工收入份额而非管理层收入份额,并缩小了企业内部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从改善劳动收入份额视角提供了金融监管增进民生福利的新途径,研究结论对于探索如何发挥金融调节收入分配及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长期以来,农村信贷服务很难在规模、风险与成本之间形成有效的平衡,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以“农村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641家农村金融机构年度数据,运用多期DID模型考察金融科技对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信贷风险及运营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降低其信贷风险,且金融科技没有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村信贷服务的“三角困境”。机制分析表明,信息不对称缓解是金融科技赋能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与信贷质量“双维提高”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能够促进农村金融机构扩大零售贷款规模,提升经营绩效,而净利息收入提高是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绩效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为金融科技缓解农村信贷服务的“三角困境”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农村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提供了深化与改进的方向。

农户以创业带动就业,是促进乡村振兴、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本文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视角切入,探讨农户创业问题发现: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信用环境较差地区的农户通常创业概率和创业身份更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失信信息公开,有效缓解了信用信息不对称,增进了社会信任,提高了农户从“弱关系”处获得非正规金融资源的机会,进而提升农户创业概率和创业身份。上述积极影响在欠发达地区更加显著,在发展型创业和二三产业创业上边际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本地农户,户籍因素与地区间信用差距使异地农户更易受外部信用环境影响。上述结论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失信信息公开对激励农户创业卓有成效,未来可通过继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破农户创业“桎梏”,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信贷周期理论认为,金融体系信贷供给扩张造成的宏观杠杆率上升,将导致未来总产出紧缩甚至经济危机。本文收集了42国央行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其中银行贷款标准指标测度信贷供给情况,并将其作为宏观杠杆率的工具变量,从而在控制内生性偏误的基础上,对信贷周期理论进行再检验。主要发现:第一,信贷标准放松所带来的私人部门宏观杠杆率增速每提高1%,未来1年的总产出增速将下降0.23-0.43%,5年的平均增速将下降0.15%左右;且该效应由非政策性因素带来的信贷标准放松所导致。第二,信贷供给驱动的家庭部门杠杆上升在短期会推动总产出上升,但长期会引起总产出下降;而企业部门杠杆上升则会更快地引起持续的产出下降。第三,新兴市场经济体信贷周期现象更突出,且集中在企业部门杠杆变动。本研究表明,保持信贷标准及信贷供给稳定,是实现经济平稳运行的必要条件,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要警惕企业部门信贷驱动下杠杆率快速上升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