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和就业结构转变、生产和技术结构转型、产业部门和家庭生产部门时间配置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从时间配置结构转型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视角,开展关于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关系的理论研究。本文提出,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在产业部门和家庭生产部门同时推动了机器换人和结构转型;由于低技能劳动在家庭生产部门更有比较优势,高技能劳动在技能密集型产业更有比较优势,在不同产业之间替代弹性较低、非技能密集型产业智能机器设备(家庭生产部门智能耐用品)与劳动替代弹性较高时,偏向非技能密集型产业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将增加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偏向家庭生产部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将增加低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二者都会推动生产结构转型并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如果劳动供给结构转变较快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较慢,加深结构性就业矛盾,可以通过定向加强非技能密集型产业和家庭生产部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挖掘人力资源潜力、释放人才红利和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台风作为一种强度大、高频发的极端天气,不仅对经济活动造成巨大破坏,也会对金融部门产生强烈冲击,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和反馈行为。本文以2010—2019年台风事件作为自然实验,选取295家地方性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匹配3452家A股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运用风场模型构建城市级台风破坏指标,从企业经营渠道探讨台风灾害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台风灾害导致银行信贷违约风险显著上升,促使银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台风灾害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造成了企业固定资产损失,由此导致当地银行信用违约风险上升。进一步分析表明,台风灾害影响金融机构的传导过程并非是单向的。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上升降低了银行风险偏好,引发更为谨慎的信贷决策,传导至企业层面,使得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最终放大台风灾害对整个经济金融活动的影响。本文为银行气候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20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的地市级样本,分析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针对银行贷款、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风险投资等融资方式,构建似不相关回归模型,探索各融资方式对企业二元创新路径选择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各融资模式对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银行贷款对技术创新作用相对其他融资方式较小,对非技术创新作用小于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大于债券市场;当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银行贷款扩张只促进非技术创新,而其它融资方式仍同时促进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融资担保力度较大、数字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银行贷款能够推动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协同发展。本文基于国家创新调查的权威数据,可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参考。

随着金融科技迅速发展,可充分挖掘并发挥互联网理财推动居民消费增长、扩大内需方面作用。本文基于经典财富效应理论,从支付宝平台随机抽取约3万个活跃用户的理财行为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理财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互联网理财投资收益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且此效应在电商消费层面更为显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交叉验证结果表明,该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②中介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理财主要通过优化收入结构来促进居民消费;③互联网理财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明显的下沉效应;④互联网理财能够提高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在电商消费中的占比,显著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房地产投资属性视角,探究房价预期对租房需求的影响。利用北京市某大型长租平台企业2015—2019年间40万份租赁合同数据和周边二手房交易数据,我们发现,2017年北京市限购政策实施后,在房价增速更快的区域,租客到期续约的可能性更高,也即高房价增速会提升人们的长租需求;在限购政策出台前,房价增长反而会降低租客到期续约率。此外,在限购后,过去多期的房价增速以及房价增长的不确定,均与租客续约行为正相关。在长租平台续租但搬家的租客,更可能换到租金更高、品质更好的房源,呈现“以租代购”的趋势。本文结论与外推预期和诊断性预期的理论预测相一致,反映出人们对未来房价增长的预期在调控政策后趋于稳定,购房决策更为谨慎,从而提升了长租需求。本文揭示了居民房价预期对居住方式选择的潜在影响,以及买房市场对租房市场的外溢作用,对房地产相关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启示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如何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首先结合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考察经济周期与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发现污染排放强度呈现逆周期性。基于这一事实,我们构建了带有环境约束的两部门异质性企业模型,刻画污染排放强度的动态特征,并从企业结构效应和家庭一般均衡效应角度,分析污染排放强度逆周期性的理论机制。数值模拟发现,经济下行时,减排项目收益率相对非减排项目下降幅度更大,企业倾向于投资非减排项目,投资减排项目的企业数量减少,使得污染排放强度上升。与此同时,污染问题带来的负外部性增加,并通过劳动供给下降和劳动成本上升降低企业利润,阻碍企业主动减排和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上行期则相反。政策分析表明,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盯住污染排放强度的排放税政策、清洁设备补贴政策以及污染企业信贷限制政策,均能有效抑制污染排放强度上升,其中,排放税政策和补贴政策通过企业部门的结构效应缓解了环境影响。本文为完善环境政策的设计提供了理论证据。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15年《环境保护法》实施和2005—2016年地方环保法规颁布或修订作为自然实验,从股票市场异常波动角度,考察环境立法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环境立法显著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行为约束,降低了其股价崩盘风险。从作用机制看,环境立法促使重污染企业增加环保投资,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且环保投资更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更好的重污染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下降更明显。本文表明,环境立法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不简单对应于股价涨跌,而是重点体现在降低股价异常波动;环境法规的完善不仅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环保责任,而且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本文采用多元多分位数条件自回归风险价值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尾部风险联动关系。基于股债风险联动新视角,结合前沿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测模型,分析发现,股市(债市)风险信息能够有效降低债市(股市)风险预测误差。应用分位数梯度提升模型等机器学习方法,有助于克服传统模型局限性、改善尾部风险预测效果。分行业看,我国股市风险与债市风险之间存在非对称预测关系,多数行业存在“债市风险→股市风险”的单向预测关系,但双向预测关系仅存在于材料、日常消费、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本文对完善我国重点领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政策建议,可为“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以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485366份分析师报告为研究样本,尽可能剥离乐观偏差干扰,考察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真实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分析师的利空关注会同时抑制过度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对公司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二,基于双重纠偏LASSO回归,修正影响机制中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对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源自施加卖空压力的“大棒效应”以及提供信息增强的“萝卜效应”,且上述两种效应均会通过机构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这两个渠道共同发力。第三,多中介因果路径分析显示,分析师利空关注的“萝卜效应”强于“大棒效应”,机构投资者渠道的效力强于资本市场渠道的效力。本文为探讨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补充了中国情境下分析师关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场内期权交易数据,研究期权隐含信息的收益率预测能力,检验中国期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实证结果表明:波动率指数、方差风险溢价和波动率偏度等期权隐含信息,能够有效预测股票市场未来不同期限的超额收益率。信息假说和限制做空假说,是解释期权市场价格发现职能的2个经济学机制:期权隐含信息包含了一定的宏观经济信息和企业盈利信息;在中国期权市场上,由于对冲效应大于投机效应,做空限制会影响期权隐含信息的预测效果。本文对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建设高质量场内期权市场和加强监管政策协同,均具启示意义。

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既要从需求侧畅通商品市场的流通,也要从供给侧加强上下游企业间合作。本文基于供给侧企业间跨地区合作视角,研究市场一体化对企业采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不仅构建了包含产业关联的宏观模型,论证市场一体化将促进地区间的中间品贸易,还通过将市场一体化程度视为一种隐性交易成本指标,从微观层面刻画了统一大市场构建加强企业跨地区合作的理论机制。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将更多地从市场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地区选择供应商,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拟自然实验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拓展性研究发现,供应商所在地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对成本敏感型企业具有明显的“纾困解难”效应,具体表现为:低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西部企业以及服务型企业,为实现低成本生产,更容易选择从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低隐性成本地区采购。本文对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地区间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