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对货币调控方式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间接货币调控转型的全面梳理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由于金融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我国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亟须转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西方国家和西方经济学有关货币数量与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争论,都是针对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而言的,而我国仍属于转型过程中的不发达经济体,经济结构也不稳定,货币调控方式选择和转型须服从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转变,属于全新实践而且更为复杂。中国二十多年间接货币政策实践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监管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深度不够等因素制约,仍需深化发展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功能等金融市场体系。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货币价格调控下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今后应在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基础上,加快各项深化改革措施,有效缓解各项约束条件,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进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采用事实测度法构建符合审慎特征的时变资本流动管理指标,并采用时变系数法考察了我国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及其与短期资本流动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我国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以2013年为界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另一方面,仅依靠增强管理有效性而不增加管理强度难以有效防范突发事件冲击造成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此外,审慎型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可以有效调控短期资本流动,且其对于资本流动的短期影响强于长期。

本文实证考察了2005-2015年金融投机和实需对国际大宗商品现货价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首先对具有信息噪音属性的金融投机进行了明确识别。其次,从多个维度出发区分市场信息摩擦状态,定量分析不同信息摩擦环境中金融投机和实需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在长期中由实需因素主导,短期中由金融投机主导;短期中,相对于低信息摩擦环境,在市场波动性较高、金融压力上升以及投资者情绪高涨的高信息摩擦环境中,以金融投机为主的信息噪音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更强。进一步分析证实,相比于低信息摩擦环境,高信息摩擦环境中金融交易者的市场份额反而降低。据此,本文提出稳定大宗商品市场的关键在于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信息摩擦,从市场质量出发降低信息噪音的影响。

本文综合考虑机构个体风险、联动和传染效应、波动和不稳定性以及流动性与信用等风险因素,采用主成分分析分位数回归法(PCQR)构造出可以全面反映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并对系统性风险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途径进行了探究。实证结果表明,该指数能较为准确、有效地预测未来宏观经济冲击的分布情形。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通过信贷这一渠道传导至实体部门,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依据本文构建的指数,当前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于中高位,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保持信贷的稳健,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对其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消费和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杠杆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总支出的增加,强化资产对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强化财富消费效应。家庭杠杆会促进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强化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但会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就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杠杆会抑制城镇居民家庭的总支出增加,但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并强化其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居民家庭“加杠杆”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高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总资产水平。

农业生产的规律和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触发由偶然事件引发的金融道德风险,这些道德风险经农业供应链的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羊群效应和合成谬误集聚并放大,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这一论点,本文采用序贯博弈方法以及实证方法证明了基于龙头企业决策的农业供应链金融道德风险放大的可能性。为了防范农业供应链金融引致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可与农业龙头企业合力推行订单模式,强化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封闭式管理,积极融入农业供应链文化价值体系,并加强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协调监管。

本文试图检验2003-2005年中央废除农业税改革对农业发展及地方政府行为所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将这次改革视作自然实验,利用双差分方法并结合1999-2009年的县级数据,本文发现农业税的废除提高了劳均粮食产量,可解释2003-2005年粮食增长的11%;农民收支由于这次改革均有所增加,进而降低了城乡收入差别。我们的结果还显示这次改革的作用超出了农业范围并显著地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虽然获得一定数量的转移支付,但地方政府的净收入在改革后有所减少。为了弥补损失,地方政府可通过卖地提高收入,这导致了可耕地面积的降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改革的正面作用。上述发现凸显出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政策评估的必要性。

通过参与到亚洲区域性和全球性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之中,并与之发展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国的中小企业引领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在于一些基本条件得以满足,其中就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显著改善。本文回顾和分析了在生产分散化基础上的现代地区性与全球性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的兴起与发展,重点关注了中小企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实证分析使用了一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在我国中小企业引领全国经济融入地区与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较好地支持了相关理论判断。

逐步打破和消除市场分割,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及优化资源配置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使用1998-2010年123个地级市的月度价格数据,在一价定律框架下分析了27种服务品的短期价格偏差与省际边界、方言边界的关系。研究发现:(1)教育、医疗服务存在显著的省际边界效应,而其他服务的省际边界效应较弱;(2)教育服务还存在显著的方言边界效应,其中小学、初中、高中学习阶段的方言边界效应系数显著;(3)在考虑了样本异质性和样本选择偏误后,结果仍然稳健。上述研究结果反映出依附于行政边界的户籍制度通过影响教育、医疗受益性增加了劳动力省际转移的隐性成本,而地区间的方言差异通过影响随迁子女的教育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阻力。

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出具问询函正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监管手段,但这种非处罚性监管对于证券市场而言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市场是否认可其监管作用？市场反应的强度会受到哪些因素的显著影响？这些都是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研究发现,市场对问询函收函公告的反应显著为负,对回函公告的反应显著为正,财务报告问询函有信息含量且市场认可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监管作用,而且上市公司特征以及财务报告问询函特征会进一步影响市场的反应强度。结论意味着问询函在信息披露监管方面发挥了作用,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模式创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本文以新三板市场实施“做市商制度”为研究背景,使用2014年底前挂牌的1542家公司2014-2016年的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了选择做市交易对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做市交易并未提升公司流动性,导致“流动性悖论”;市值较大的公司选择做市交易对流动性有一定提升,而小市值公司则相反。因此,未来新三板应着力于交易机制与监管政策之间的互补配套,拓展做市商队伍,引导公司更多的选择做市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