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消费者金融素养不足问题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对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本文梳理了现有的消费者金融素养理论和衡量方法,结合全国范围内采集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问卷数据,在主成分法和因子分析基础上构造公共因子来构建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指出当前我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此外通过多维度进一步探究金融素养指数的影响因素,发现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年龄和地域等五个因素对消费者金融素养得分有影响,不同性别在金融素养得分略有差异。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要积极推进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二是要针对不同特征的金融消费者群体设计有针对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方案,三是要关注地域差异,对消费者金融素养薄弱地区考虑加强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力度。

金融形势指数在前瞻性政策制定、金融风险预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季度GDP及月度经济指标等信息构建了一种混频动态因子FCI模型以实现中国金融形势指数的混频测度,进而分析其风险预警功能。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引入GDP指标的混频FCI模型的测度结果优于同频模型,房地产价格、GDP等是影响金融形势指数的重要指标。其次,混频金融形势指数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其与经济景气先行指数的相关性更强,但宏观经济下行时,该指数与一致指数的相关性明显增强。再次,金融形势指数是一致指数的领先因子,对宏观基本面波动趋势具有预警作用。进一步地,金融形势指数还可以明显改善景气指数的样本外预测精度。最后,替换股市及货币政策指标之后,混频FCI模型的估计结果无明显差异,金融形势指数测度结果也极为相似,从而保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首先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测算金融周期和12类行业的技术投入周期,进而采用交叉谱分析法和OLS法分析金融周期对行业技术周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金融变量的周期具有异步性,各行业的技术投入周期具有明显差别;不同金融变量周期与行业技术投入周期之间存在不同的数量关联性,对不同的行业技术投入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在繁荣阶段,金融市场和银行对各行业的技术投入都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金融市场对高密度创新行业技术投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银行对低密度稳定行业技术投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在紧缩阶段,金融市场对高密度创新行业技术投入的紧缩效应更为剧烈,银行却对低密度稳定行业的技术投资下行起到缓解作用。根据这些事实和规律,可以引导利用各金融变量对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强化技术投资助推作用,提升经济结构优化效率。

已有系列金融危机表明,虽然适度的杠杆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杠杆过度往往引起资产价格泡沫,诱发系统性风险,对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本文建立了基于杠杆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揭示了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内在逻辑关系,以股价泡沫和房价泡沫代表资产价格泡沫,运用分位数方法,从宏观杠杆、金融部门杠杆、非金融部门杠杆和政府部门杠杆四个维度深入研究了杠杆对资产价格泡沫影响的非线性性和非对称效应,发现不同杠杆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在大小和方向上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泡沫演化程度和杠杆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相同水平的杠杆在泡沫不同阶段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亦不相同。因此,相关监管部门需要结合杠杆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机制,区分泡沫程度,优化杠杆结构,维持合理杠杆水平,避免资产价格泡沫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文基于2000-2006年合并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结合贸易方式,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能提高一般贸易产品质量,但却对加工贸易产品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对总体质量变动进行分解并计算了各因素贡献度,发现在样本期间,存续企业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质量。同时,企业的进入退出会对整体市场产品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另外,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时,低质量产品相对高质量产品更多地退出市场,从而使得留在市场上的整体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然而这一效应对加工贸易并不明显。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官员的变动数据为样本,采用地方官员变动率作为地方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企业的债权融资,但是对股权融资影响不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来影响投资,二是通过企业资本运作降低融资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债权和股权融资对投资的正向作用会越小,这种作用机制在国有企业、大企业等与政策联系紧密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显著。融资可获得性是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重要前提之一,融资可获得性较小时,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融资可获得性较大时,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不显著。加强长期制度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探讨银行业竞争政策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基于空间竞争模型,文章探讨银行贷款市场的竞争博弈和企业家的风险选择行为,由此分析市场均衡的贷款利率以及企业家风险偏好水平。研究表明:强化竞争政策可以降低市场整体风险,竞争上升会降低单家银行垄断势力,促使均衡贷款利率下降,减弱企业家的风险偏好行为,使得银行经营风险下降、稳健性增强;从社会福利角度分析,虽然竞争可能损害银行业的经营利润,但会通过大幅提升存款者收益以及企业家盈利使得社会总福利提高。同时,竞争对市场风险的作用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市场集中度增强将削弱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文章进一步讨论银行成本不对称对均衡的影响。总之,强化竞争政策与加强竞争性金融监管可以有效降低银行经营风险,提升社会福利,实现效率和稳定的双赢。

现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研究对政府行为关注不足。本文探讨了市场分割——这一中国特色政府行为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利用各地区的商品价格差异度量市场分割,并以异地子公司比例修正市场分割的区域性影响,本文实证发现:市场分割提升了地方国企,尤其是本地化地方国企的产品市场竞争地位。该结论是稳健的,但并不存在于民企中。这表明市场分割对地方国企表现出支持之手,推动了地方国企,尤其是本地化地方国企的产品市场竞争地位。其具体的支持路径还体现在市场分割下地方国企,尤其是本地化国企获得了更多的长期贷款、支付了更低的销售费用。但从长期看,这种支持之手也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市场分割降低了地方国企,尤其是本地化国企的创新水平。

本文基于中证800指数公司2013年至2015年年报中金融负债的币种结构信息,首次研究了我国公司层面外币债务的使用动机以及财务后果。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外币债务融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为外汇风险对冲;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公司更可能使用外币债务。另外,本文首次直接研究并发现了外汇衍生品与外币债务的互补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币债务的使用能够降低债务资本成本,但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汇兑损失会抵消其低利率优势。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企业平衡本外币债务成本(风险)与收益、优化负债水平和结构提供了借鉴。

IPO审核制下,上市公司凭借稀缺的上市资源获得真实价值以外的壳价值。本文检验了上市公司壳价值含量(ESV/MV)与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关系。在控制了规模、账面市值比、盈利、投资等特征后,我们发现壳价值含量与股票回报率显著正相关。根据ESV/MV构造的对冲组合在时间序列上存在无法被现有风险因子模型所解释的超额收益(壳溢价)。进一步检验表明,壳溢价来源于与管制政策相关的系统性风险而不是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

本文考察了入选沪深300指数成份股对该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特有的备选股制度所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机会,以备选股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相比备选股,公司在入选成为股指成份股之后,其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上升。进一步的路径检验发现,分析师乐观预测偏差及分析师跟随在其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本研究不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股价崩盘风险动因和股指成份股调整的经济后果,也为监管部门加强分析师监管、完善成份股调整制度提供了决策参考。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1567个年度观察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关系,并进一步考察这一影响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和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结果发现:(1)媒体报道水平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说明媒体报道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2)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媒体报道的上述正向影响作用仅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才显著成立,意味着媒体报道主要提高了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有效性。(3)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水平越高,媒体报道的上述正向影响作用越强,表明制度环境是媒体报道有效发挥上述作用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