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债转股是2017年中国推出的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一个重要举措。与1999年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的债转股相比,此轮债转股在操作目的、内在机理、市场条件、对象企业、对象资产和操作灵活程度等方面都有着新的特点。市场化债转股存在一系列难点,主要表现在运作机制、关联交易和操作风险等方面。目前展开的市场化债转股,并未真正落实市场化,它至多只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内引入了某些市场化的做法。要真正落实以“市场化取向”为基本点的债转股,必须深化改革,大胆创新,贯彻对内开放的政策取向,面向国内各类经营运作机构开放债转股操作;强化债转股过程中的竞争机制,提高贷款资产交易中的透明化和公允程度;利用各种金融渠道,支持债转股之后的股权交易,增强债转股在降低对象企业杠杆率中的作用。

本文以次贷危机前美欧国家的杠杆率上升为参照,比较了中国2009-2016年期间中国杠杆率上升的现象、构成、原因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高的货币增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高储蓄率等旧原因难以解释中国近年来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定背景下,债务扩张带来的真实GDP增速和通胀增速边际效力下降,带来杠杆率上升。应对中国式高杠杆,宏观层面重点是避免通缩,结构层面重点是放松服务业管制、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并推动相关投融资机制改革、以及其他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措施避免政府被动加杠杆。

《巴III最终方案》致力于提高银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的审慎性、一致性、可比性和透明度,主要对有关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估值调整的计量方法又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并且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资本底线、杠杆率缓冲等方面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的全球定量影响测算显示,新监管规则对各组银行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些银行还将面临资本缺口。由于我国银行资本监管较为严格,各项监管规则修订的影响相互抵消后,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的整体影响可能并不大,但考虑到各银行的异质性,不同银行实际受影响程度会呈现差异。为此,我国银行业需坚持实行严格而科学的资本管理,合理确定过渡期,避免对银行风险管控能力、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较大冲击。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影子银行由于缺乏监管、信息不透明、资本覆盖和流动性储备不足,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危机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协调合作,制定了加强影子银行监测和监管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其中,针对证券融资交易的流动性风险、杠杆风险、交叉传染风险和顺周期效应,提出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建议,旨在防范证券融资交易的潜在系统性风险,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我国在证券融资交易方面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法规制度,但近期发生的“国海证券”等事件也暴露出部分证券融资交易行为不规范、反复开展证券融资交易产生流动性错配和杠杆风险、监管框架不够系统完整等问题,对金融市场稳定运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论述了危机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提出的证券融资交易监管框架,结合我国业务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证券融资业务监管的相关建议。

本文以清宫所藏奏折与内务府档案中所包含的大量获罪官员的抄家记录为基础,系统估算清代官绅家庭的资产结构。过去对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家庭财产和收入的理解,以田地、房屋首当其冲,偶或涉及借贷资本,但是对各自比重一直没有明确数字。我们先设计一套可以与现代家庭资产统计方式接轨的分类框架,然后介绍对家产各项内容的估价方法,并举案例说明。最后通过对185个官绅家产案例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些案例在金融商业类资产项下有不低的比重,同时,金玉铜磁、绸缎皮衣等各种实物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额。作为传统资产形式的田房不动产一方面是投资置业首选,但另一方面当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比重不断下降,以致在社会财富阶梯顶端已不具明显优势。

文章将股价、央行外汇干预及汇率预期纳入拓展的泰勒规则汇率模型之中,在两国开放泰勒规则汇率模型分析框架下阐释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微观机理,采用平滑转换模型并选择2005年7月至2016年7月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拓展泰勒规则汇率模型中的变量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变化会依托于异质性区制环境而呈现非对称性特点。我们进一步采用含随机波动的贝叶斯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从时变演进视角刻画了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变化,发现拓展泰勒规则汇率模型中的变量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既存在一定的滞后,又在短期与长期内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还发现拓展的泰勒规则汇率模型对于中国短期货币政策的操作和执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研究为公众在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条件下认识人民币汇率动态变化规律、波动成因提供启示。

放松利率管制不仅消除了信贷市场摩擦,而且可以通过调整贷款利率水平以实现信贷风险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匹配,从而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产生影响。本文以2000-2015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杠杆选择和债务期限结构两个方面来实证检验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检验结果发现:放松利率管制不仅显著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且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一步检验还发现,放松利率管制显著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降低企业现金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以上问题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证实了放松利率管制影响企业杠杆选择以及资本错配的具体作用机理,而且在实践方面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海归能否促进母国企业的出口？目前国内还尚未有文献专门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使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海关贸易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的合并样本,系统评估了海归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归对企业出口产生了积极作用,并且上述正向的“出口拉动”效应在样本期内具有持续性而且是逐年递增的。进一步,我们考察了地区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发现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海归对企业出口的促进效应。最后,行业出口质量的动态分解表明,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出口质量提高的贡献高达54%,其在海归促进行业出口质量提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海归“出口拉动”效应的存在,对我国有效挖掘海归在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基于收盘价操纵后股票价格的变动特征,本文构建了收盘价操纵行为的识别方法——尾市价格偏离模型,并利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时高频交易数据实现了可疑收盘价操纵行为的监测。进一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实证分析了收盘价操纵影响市场流动性的方向、程度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盘价操纵会导致股票交易成本上升和流动性下降,这种影响往往在股票市场处于震荡和下跌阶段时更为显著;同时,投资者报价策略趋于保守化是收盘价操纵对市场流动性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而引发投资者调整报价策略的原因可能是股价波动加剧后订单非执行风险的降低。

本文基于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联手私募投资机构成立并购基金的数据,研究上市公司成立并购基金的影响因素、市场反应及后续投资。我们发现:公司特征显著影响成立并购基金的可能性;资本市场对设立并购基金的平均反应短期显著为正,但长期显著为负;投资者对并购基金的后续投资持正面态度,但大部分并购基金并没有后续投资。我们从并购基金的结构和运营机制以及发起人(上市公司和私募)动机等角度对这些发现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源于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国家某种意义上是公司最大的“小股东”。本文将“国家股东”纳入控股股东与小股东间博弈行为的分析框架,检验企业所得税征收对控股股东“掏空”与“支持”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掏空”与“支持”的选择上,企业所得税会产生两方面效应:税率提高会增强控股股东“掏空”的倾向;而税收征管则能够抑制其“掏空”的倾向。区分“掏空”与“支持”两类情形,当控股股东试图“掏空”时,税率越高,税收征管强度越低,“掏空”程度越高;当控股股东试图“支持”时,税率越高,税收征管强度越高,“支持”程度越高。本文不仅提供了“掏空”与“支持”影响因素方面新的经验证据,且丰富了税与代理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献。

考虑高维相关结构的典型事实和可操作性,本文构建了机制转换的动态等相关(RS-DEC)模型,并给出了模型参数估计的步骤和大样本性质。RS-DEC模型不仅可以对高维资产建模,而且能够刻画资产间相关结构突变和非对称的特征。实证考察了上交所97只股票的组合问题。RS-DEC模型具有很好的样本内拟合效果,且平滑概率能提供相关结构变化的时点信息;与Na$\ddot{\shortmid}$ve(1/N)策略相比,基于Sharpe比和最小标准差的业绩评估标准,样本外测试显示RS-DEC模型能改善资产配置的绩效,显著性检验也支持了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