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一个两国模型来理解国际货币在跨国金融交易中的计价作用。研究表明,在一个两国货币完全不对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即只有其中一国的主权货币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用于计价):当债务上限较低时,该国能够获得仅由货币计价产生的过度特权,这种特权并不依赖于该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定价能力,也不取决于该国货币作为贸易结算工具与作为安全资产之间的互补性;当债务上限提高到一定程度时,过度特权的存在则依赖于垄断定价能力。本文的结论,对于一国主权货币发展成为国际货币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非核心负债的非稳定性特征,是诱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因素。非核心负债突然中断(负债流动性下降),将导致银行不得不折价卖出非流动性资产予以偿还(资产流动性下降),进而诱发资本金损失及系统性风险上升。本文从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两个角度,剖析中国商业银行非核心负债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程度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银行以非核心负债融资来投资非流动性资产是一种高风险行为,银行持有非核心负债的数量越多,其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水平也将越高。其次,就影响机制而言,银行非核心负债通过资产抛售的折价水平(资产流动性)和非预期负债被收回的比例(负债流动性)影响系统性风险。当银行资产流动性水平或负债流动性水平下降时,同样的非核心负债数量会带来更高的系统性风险水平,反之亦然。最后,规模越大的银行,非核心负债对其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越大。

债务置换是把“双刃剑”,在纾困地方政府到期债务压力的同时,极易强化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本文采用相对估计法和虚拟变量法,科学测度地方融资平台过度负债水平(地方政府道德风险),并利用依申请公开的241个城市2015—2018年置换债券数据,实证研究债务置换对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第一,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率比一般企业高7.2个百分点,利息覆盖率是一般企业的61.43%,2014年后地方融资平台过度负债水平不降反升。第二,债务置换导致融资平台过度负债水平上升,尤其是短期负债风险更加严重。第三,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的变化显著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新增专项债券规模(效率)和政府担保资源的影响。第四,债务置换通过提升融资平台过度负债水平,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为总结债务置换经验教训、深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可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启示。

金融体系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具有资本偏向的特征,导致企业要素投入的非对称分化,产生资本-劳动比的提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本文从企业相对要素禀赋变化的角度,考察金融地理扩张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在企业周边5千米和10千米范围内,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金融地理扩张不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衰减特征。金融地理扩张提升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反向影响。具体来看,政策性银行和外资银行地理扩张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地理扩张抑制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且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作用并未呈现出空间衰减特征。金融地理扩张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影响因素,对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作为财政资金“基金化”和产业政策“金融化”的一种创新性探索,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正深刻影响我国区域直接融资市场和域内企业创新活动。本文基于手工收集整理的2010-2021年各城市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设立数据与上市企业创新数据,实证探究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发展对域内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设立会显著提升域内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这种促进作用在成长期、资本密集型以及高科技行业等融资需求较大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集聚,进而引致的融资效应、信息效应以及竞争效应,是潜在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围绕财政资金“拨改投”的创新性转变,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果,显著优于传统产业政策。本文从产业政策“金融化”的视角,丰富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这一新兴产业政策的相关研究,为地方“有为政府”介入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微观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政府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下简称“政府环评”)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环评批复公告,考察政府环评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环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体表现为绿色专利质量更高、绿色专利类型更新颖、绿色专利邻近度更低。(2)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环评通过提高环保处罚力度、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和提高公共环境关注度三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国家级政府环评能显著促进企业提高绿色专利质量和绿色专利新颖度,而省市级政府环评还能有效降低企业绿色专利邻近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环评能显著提升重污染型企业和无政治关联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本文探讨了政府环评的微观经济效应,对公司履行环境责任的行为动因提供了新解读,为完善我国政府环评政策提供了新视角。

完善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根本保障。本文以创业板放宽涨跌幅限制至20%作为准自然实验,细致研究涨跌停制度变革的政策效应。首先,我们意外地发现,放宽涨跌幅限制后,触及10%涨跌幅的样本比例反而明显减少,且股价受到冲击后的表现也更加平稳。然后,我们考察股票流动性这一底层核心要素发现,实施涨跌停制度变革后,股票流动性显著提升:具体而言,每亿元成交量所引发的股价冲击幅度下降了大约0.73个百分点,相当于在同等规模的市场成交下,股票价格所受到的冲击减小了近五分之一。机制分析表明,涨跌停制度变革能够有效减少投资者的“羊群行为”,且有助于抑制过度投机,继而改善股票流动性。最后,对政策效果进行拓展性分析发现,涨跌停制度变革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但并不会提升市场风险,从而回应了投资者对于该政策可能加剧市场风险的关切。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涨跌停制度变革的适当性与必要性,表明这一变革符合我国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长期目标,并为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结合我国以效率变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及强调资本市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本文尝试探讨注册制这一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是否会对同行公司的劳动生产率产生溢出效应。基于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发现注册上市使得同行非注册上市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且注册制在改善人力资本信息和技术创新信息反馈效应的基础上,通过缓解同行公司代理问题、提高同行公司研发投入的方式产生了劳动生产率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面临更为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及员工持股水平较低、或具备较强的创新属性时,注册制改革对同行公司劳动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更为强烈。

本文利用处理非结构化文本数据的机器学习与复杂网络方法,构建了企业跨界竞争度量指标并检验了其信息价值,进而考察企业跨界竞争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跨界竞争程度越高,其债务违约风险越高,跨界竞争具有债务违约风险恶化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企业跨界竞争通过偿债承压效应、资源靡费效应、创新侵蚀效应三个渠道提高债务违约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信贷资源支持充足、市场关注压力较高、管理者过度自信、能力欠佳和期望落差时,企业跨界竞争对违约风险的恶化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跨界竞争对债务违约风险的恶化作用,会显著削弱企业生产率和价值创造能力。本文细化和充实了跨界竞争对违约风险影响机制的理论认识,对促进实体企业健康发展、推进资本市场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系统安全稳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本文利用2017—2019年债券市场季度数据,以2018年8月大公国际被处罚作为影响信用评级行业声誉的外生冲击,研究信用评级行业声誉冲击之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研究发现,信用评级行业声誉的负面冲击会提高有评级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进而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减小声誉冲击带来的融资负面效应。渠道分析表明,声誉冲击对事前融资约束大的企业影响更大,即融资约束大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也更高。本文也发现,当评级行业声誉受到负面冲击时,企业通过盈余管理获得了更多的信贷资源,同时也面临着未来业绩恶化与风险增加的风险,但也让信用评级行业的评级质量得到了改善。本文的研究对国内信用评级行业改革以及减小信用评级行业声誉冲击影响具有启示意义。

财政“紧平衡”背景下,企业减税降费需求和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需通过有效性评估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科学性。本文从税式支出视角,测算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效益和成本。在效益分析中,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衡量改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估算额外税收收益;在成本分析中,参考国际普遍使用的测算思路,以及中国财政部门界定的测算方法,估算税收损失。结果发现:此政策使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提高1%,推动企业所得税规模上升440.5亿元,同时产生175.25亿元税收成本,成本收益率为251.36%。在提高样本代表性、改变因变量、考虑后续改革影响情况下,成本收益率分别为165.07%、248.84%、214.5%。本文还从经济增长、政策公平性、征纳成本等方面讨论了广义的政策效益和成本,证实了政策的有效性。本文有助于量化税式支出政策对财政收支的真实冲击,可为评估政策有效性和完善预算绩效管理理论框架提供线索,对进一步推动税式支出制度化建设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