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对“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有提高负债率的激励,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负债的动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促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强化了这一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双支柱”调控政策对银行和企业两个微观层面主体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效应。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发现,“双支柱”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和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时,“双支柱”调控的政策效果在不同性质的银行和企业中也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在制定“双支柱”调控政策时需考虑经济周期以及银行和企业异质性,以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丰富了“双支柱”调控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效应等方面的文献,并为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跨境金融关联视角对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抑制国际性银行危机传染这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遭受冲击的10个代表性国家作为样本,构建Logit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探讨本国及具有金融关联的国家协调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本国系统性银行危机传染的影响。研究表明,具有金融关联的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会显著增加本国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具有金融关联的国家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本国信贷的影响比对房价的影响更明显,本国及具有金融关联的国家协调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会显著降低本国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在调整银行危机指标及考虑贸易关联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后,研究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有助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对于中国政策当局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 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基于手工收集整理的2007-2015年沪深证券市场A股上市企业公告的委托贷款数据,运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与企业金融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与委托贷款发放相关的企业其他内外部特征影响后,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越低的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概率越大、数量越多,这说明,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低的企业,更可能(或更多地)从事类金融业务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交易双方的关联程度越强,贷款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越紧密,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与委托贷款发放概率和发放数量之间的负向关系越明显。

本文通过构建带有职业选择的两部门异质模型,探讨了个体面临的金融摩擦和收入风险对财富分配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中存在的金融摩擦会通过职业选择、自我保险和自融资来影响个人的财富积累,从而导致财富的集中和不平等。对模型模拟的结果表明:降低金融摩擦在总体上会降低财富不平等程度,但对不同财富阶层的影响不同,其在大幅减少前1%和前10%阶层财富份额的同时,虽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后50%阶层的财富份额,但提升幅度并不大,过高或过低的企业家收入风险,都会加大财富不平等程度,因而存在一个使经济中财富不平等程度最低的适度企业家收入风险水平;虽然金融摩擦和收入风险都会影响经济中的财富不平等,但收入风险本身对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较小,其主要是通过金融摩擦放大了经济中财富不平等的程度。

合理地衡量和评价省联社对农信社效率的影响,是推动省联社改革的基础,也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难题。本文在对省联社的管理服务职能详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比对省联社管理导向和农信社效率提升方向之间的差异,间接分析省联社管理对农信社效率的影响,并以2010-2017年A省75家农信社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省联社管理的总体导向是:有效引导农信社在扩大业务规模的同时,控制总成本收入比和降低不良贷款水平,但对农信社的利润水平、风险覆盖水平、支农支小情况缺乏实质性约束;在推动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的过程中缺乏对其提高经营效率的帮助,在管理中未充分考虑各家农信社及其所处市场环境的差异等。文章建议,当前省联社改革的路径是“减少管理+增强服务”,其中减少管理的关键是解决退出职责谁接管的问题,而增强服务的关键是对省联社进行更有效的激励约束。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因此而加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贫困户可借助数字金融平滑生存型消费和积累发展型要素,但效果并不显著,而非贫困户在有效利用数字金融功能防范风险、平滑消费、积累要素的同时,还能休闲娱乐,数字金融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不同数字金融产品的马太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数字征信的效应最大,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次之;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对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明显。本文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未来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积极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积极向创新驱动转型,一个亟须研究厘清的关键问题是,银行业竞争如何驱动企业创新活动？本文关注银行价格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2013—2018年沪深两市的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因果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银行价格竞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识别出以融资约束为中介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价格竞争不仅会提高银行的风险容忍度,直接增加R&D投资的信贷供给意愿,而且还会通过降低贷款价格和增加贷款可得性来缓解企业整体的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这一机制在解除贷款利率管制之后以及在民营企业层面体现得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果以及实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明确的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深入考察购房融资方式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民间借贷购房的家庭,按揭贷款购房的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高,且更倾向于主动创业。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相较于民间借贷购房,按揭贷款购房能够降低家庭的流动性约束,缓解家庭的资金压力,从而促进创业。同时,按揭贷款购房能使家庭获得充足的贷款额度与较长的贷款期限,进而有助于家庭创业。而且在偿还按揭贷款的过程中,家庭能与银行建立长期良好的信贷关系,从而有助于提高家庭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促进家庭创业。为了积极推进创业创新的战略部署,应进一步健全银行信贷体系,发展和完善住房金融制度,从而有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释放和激发家庭创业活力。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通过文本搜索获得企业衍生工具运用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企业衍生工具应用对分析师跟踪和预测信息结构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区分了明星分析师和非明星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运用衍生工具会导致分析师跟踪数量显著减少,公共信息精度下降,从而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进一步我们发现分析师跟踪数量的减少和公共信息精度的下降是由非明星分析师所致,明星分析师跟踪数量和公共信息精度没有显著变化,私有信息精度反而增加;而非明星分析师跟踪数量显著减少,公共信息精度明显下降。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衍生工具应用对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以及分析师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