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流行性传染病特征和医学传染病模型出发,对影响疫情的非理性因素、疫情的直接与间接结果进行文献综述,分析极端事件中的反应不足与过度反应。在成因上,本文梳理了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学习和显著性理论等决策行为假说,来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信息处理机制和情感作用渠道。在结果上,疫情及有关政策对经济金融活动的直接影响尚缺准确评估,恐慌情绪与羊群行为、社会信任危机、风险态度转变及异质性信念等疫情间接结果也有待深入研究。最后,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和疫情行为分析,对未来学术研究及政策管理提供思路和建议。

本文旨在评估金融市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尤其是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公共治理能力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其中,城市公共治理能力以基于实时数据计算的防疫能力和复工复产能力指标来刻画。主要发现如下:第一,防疫能力会影响投资者情绪,但不会直接影响股票收益率;第二,所在地复工复产能力对股票收益率存在正向影响;第三,机制分析表明,经营基本面更容易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如小企业、成长型企业、所在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较差的企业,其股票收益率对当地复工复产能力的反应更敏感。本文结论表明,在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努力下,投资者对于战胜疫情有信心,短期内复工复产能力对金融市场更重要。从应对措施来看,短期内可对比较脆弱的企业实施精准果断的帮扶,长期内可考虑加强地区防疫能力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2019年底爆发的COVID-19疫情给全球经济的需求和供给带来了冲击,本文分析了历史上若干需求和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此次疫情事件的潜在影响以及应对措施。需求冲击方面,我们发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这种负面影响随着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见效而很快减小;危机对全球价值链的分布有显著影响,欧盟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下降,中国和东盟的占比上升。供给冲击方面,2003年的SARS疫情在短期内抑制了疫区上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我国迅速有效的防疫措施很快扭转了投资下降势头。相比之下,2011年日本地震的冲击逆转了此前该国制造业增加值长期上升的势头,在中短期内显著降低了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从针对此次疫情的应对措施来看,建议采取提振内需的宏观政策,在行业层面稳定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同时整合优化产能。在国际上我国应坚持对外开放,立足和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促进疫情后国际经济治理秩序的改革和优化。

本文基于我国34类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识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对结构性杠杆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应对效应的特征事实:信贷偏向的存在导致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杠杆变化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所产生的结构性杠杆现象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传统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解决结构性杠杆问题。为更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及结构性去杠杆下货币政策最优选择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企业杠杆结构变化特征、总量型与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特征的DSGE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宽松操作可以有效应对技术冲击下结构性杠杆问题;总量型工具紧缩资金供给,结合结构型工具定向紧缩,是应对成本推动冲击下结构性高杠杆问题的较好选择;当经济面临风险冲击下结构性杠杆和经济下行并存问题时,需要结构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同时操作,紧缩国企贷款,同时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在全球宏观环境背景下,研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的联动机制可以为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本文借鉴Verdelhan(2018)的研究,通过VECM-BEKK-GARCH模型研究了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间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中美元因素及套利因素的作用。结果发现:(1)“8·11”汇改后离岸人民币汇率对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方面都显著上升,而在岸人民币汇率对离岸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溢出能力也开始出现,两个市场的一体性大幅提高;(2)美元因素和套利因素对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强,美元因素的影响依然要强于套利因素,这也基本符合前期研究中美元因素起主导作用的结论;(3)以美元因素和套利因素为代表的全球系统性变异因素会影响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的冲击传导以及在岸人民币市场向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波动传导。

本文将刻画人口结构的生命周期模型引入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考察人口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模型表明,人口结构及其家庭生命周期特征不仅决定利率水平,而且将通过人对债券期限的不同偏好,影响利率期限结构。少年人口占比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为正,中年和老年人口占比的影响为负。相比少年人口,中老年人口更偏好长期债券,使长期收益率下降,期限结构的斜率更为平缓。基于全球数据的经验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少年人口占比增加期限利差,中老年人口占比则起反向作用。因此,在年长的经济体中,期限利差更小,呈现更平缓的收益率曲线特征。在更换人口结构变量、期限利差变量、估计方法、赋权样本和处理遗漏变量后,结果表现稳健。本文从人口学视角拓宽了利率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揭示了老年经济体可能面临一个平缓的收益率曲线,而这说明老龄化还可能通过抑制短期投机和促进长期投资来提高长期经济发展质量。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或许会带来新变化,但相关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构建包含贷款技术和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理论模型,提出金融科技、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关系假说。在此基础上,手工收集百度搜索指数数据,建立与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相关的各省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针对整个银行业体系,金融科技有助于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推动银行增加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时,存在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将影响银行业最优市场结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促进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最优银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信贷理论,补充中国经验证据,为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提供重要启示。

本文以中国境内所有的代币发行融资项目为研究对象,研究代币发行融资对初创企业生存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股权融资,代币发行融资会显著缩短初创企业的寿命。这一结论在增加控制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后依然稳健。渠道检验的结果显示,代币发行融资阻碍了初创企业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深化,从而缩短了企业的持续经营时间。从代币发行融资的宏观经济后果来看,代币发行融资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恶化了地区的信用环境,从而显著提高了地区的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表明,代币发行融资对初创企业的负面影响在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不受关注以及缺少媒体监督的样本中更加显著。本文揭示了代币发行融资带来的负面影响,为禁止代币发行融资等规范金融创新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尝试从网贷平台风险的角度,讨论宏观驱动因素和监管政策对网络借贷市场的影响。首先,利用我国网贷市场有代表性的651家平台近两年的日度交易数据,我们发现网贷平台停业风险与增长速度呈负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平台增长背后的宏观驱动因素,我们发现互联网技术供给和普惠金融需求共同影响行业发展,而平台增速低于预期将增大停业风险。其次,我们发现监管政策的出台有效降低了平台停业风险,并且降低了平台正常经营对高增长的依赖。但监管政策对于高风险省份的作用弱于或不显著区别于低风险省份,表明监管效果的针对性需要加强。本文对进一步完善网贷行业监管政策及产业政策有参考意义。

沪深300和中证500同时调整成分股,沪深300调出的股票大部分会进入中证500。这些交换的成分股既有沪深300调出效应,也有中证500调入效应。已有文献专注于沪深300调出样本整体的调出效应,却忽视了交换股还有中证500调入效应。本文首先使用断点回归设计研究交换股,证明了指数效应在国内存在。随后,使用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研究交换股与其它沪深300调出股的差异,解释了为何国内研究认为指数效应不存在:交换股主要表现出调入效应,抵消了其它沪深300调出股的调出效应,忽视指数成分股交换导致了整体调出效应“不显著”,甚至为正。

公司治理机制被认为是影响公司违规的重要因素,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否会影响公司违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符合监督效应假说。经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并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职能做进一步分析发现:(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上市公司经营违规和领导人违规的监督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2)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的监督职能与股权属性和保险机构股东治理存在替代效应,与外部审计师治理和董事长CEO二职分离存在互补效应;(3)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违规的监督效应在外部监管环境较差或者公司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加显著。本文既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公司违规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保险机构通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