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引入结构转型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重点考察了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化和金融结构)对于产业升级促进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给定一国的发展阶段,不仅存在最优技术进步方式和最优产业结构,还存在一个对于金融深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低于这一临界值的国家将难以实现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缓慢递减的特征。在资本积累相对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中等收入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模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首先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并推动金融结构转型和制度完善,以实现对创新型产业的有效金融支持,否则很可能陷入“模仿陷阱”,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揭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的转型过程。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企业经营风险将如何影响其杠杆率。其中,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被定义为在企业所属“年份×城市×二位行业”层面内除自身外其他所有企业资产收益率(ROA)的分布标准差。整体而言,当企业经营风险上升时,其投资和负债决策将更加保守,表现为资产负债表收缩和杠杆率下降。分债务期限来看,杠杆率的变化又可分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前者指向投资、负债决策的整体收缩,后者指向债务结构中短期负债占比的下降。经营风险上升时,杠杆率下降主要体现为短期债务的缩减;分所有制来看,非国有企业对经营风险的敏感度较强,国有企业对经营风险的敏感度较小,这与两类企业的融资难易程度相符。

2025年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后,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及其商品、劳务和金融资产都将具有离岸法律属性,遵守以《自由港法》为核心的离岸法律法规,既有的内地在岸银行账户体系,以及FT账户体系都将无法满足为海南市场主体及其离岸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支持的要求,有必要尽快着手建立适应海南自由港经济金融活动需求的,独立于内地既有银行账户体系,包含海南自由港货币当局、商业银行和其他相关金融机构在内,设计清晰、系统简洁、功能完备的海南离岸银行账户体系。同时,在账户规则、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建设、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和其他微宏观审慎管理,以及配套基础设施上抓紧研究方案,尽早着手设计、建设和模拟运行,以期在中央宣布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能及时投入运行,为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海南经济活动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支持。基于相关规划和设想,本文做学术和学理探讨。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及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科技创新已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以金融驱动技术进步的视角,构建内生增长DSGE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佐证了我国技术创新的逆周期性,并发现金融资源在企业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分配,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和技术进步率两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且这两种影响之间存在“跷跷板”关系,但后者更具主导性。在此基础上,诠释了金融、技术与经济的动态传导机制:经济扩张期,企业生产规模扩张,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增加,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减少,技术进步率放缓;经济收缩期,企业缩减生产规模,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减少,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增加,技术进步率提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为,面对当前发展新矛盾、新挑战,应把握发展新格局、新机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鼓励创新投资,充分发挥股权市场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持作用,并辅以稳健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激活企业创新需求,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合国债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信息以及不同频率的宏观信息,本文构建混频无套利Nelson-Siegel利率期限结构扩展模型,在对不同期限债券进行一致性定价理论约束下,提取了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期限结构并对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模型提取的通胀预期期限丰富、结果稳健,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通胀预期水平和变动响应主要受货币增长率、通胀率及全球食品价格变动等国内外相关宏观变量的影响,与国债收益率因子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国债收益率因子对中长期通胀预期的方差波动具有较强解释力,表明国债定价反映了未来通胀的不确定性。本文研究有助于充分利用我国宏观与金融市场信息条件,有效发现和锚定通胀预期,一方面,研究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投资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研究方法对丰富宏观金融领域的分析框架具有参考价值。

如何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实现减排和社会福利的双增进已成为中国绿色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在空间经济模型框架下探讨了区域一体化的环境和社会福利效应。基于1995-2016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广义空间二阶段最小二乘模型验证了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污染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差异,区域一体化显著抑制了本地性污染物排放,但同时促进了全域性污染物的排放。(2)区域一体化与社会福利间呈现倒“U”形关系。在临界水平内,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3)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污染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存在地区交互影响,即邻近地区的区域一体化促进了本地工业粉尘的排放,同时抑制了本地二氧化碳的排放,邻近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增进本地的社会福利。(4)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污染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边界。本研究认为应对不同类型的污染物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通过强化空间管理以充分利用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协同减排和增进社会福利的双重红利。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本文采用行业收益率溢出指数度量股市行业风险,并进一步研究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同时引入股息率和利率两个中介渠道深入挖掘其传导机制。我们运用GARCH-in-Mean模型对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一阶矩和二阶矩相互关系同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水平值和波动率都存在双向影响,对外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起主导作用。此外,股市行业风险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方面,股息率和利率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行业风险的影响方面,只是利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共振”以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基于沪港通和深港通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内地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政策风险和市场环境等因素所限,沪港通在初始阶段并未对沪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产生显著影响,但随着政策进一步完善、市场逐渐稳定和交易不断活跃,其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效果于实施两年后开始显现;深港通建立在沪港通的制度基础和运行经验上,其在开通后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市场开放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竞争渠道和信息渠道,发现深港通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集中在投资者竞争程度较高,或是公开信息质量较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股票样本。

业绩承诺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基本特征,但在这一热潮下,违约现象也屡有发生,促使人们思考业绩承诺背后的真实动机。本文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高频交易数据,从财富转移与信号传递两个视角辨析了并购重组中业绩承诺对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在资金流向与投资收益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业绩承诺信息公告后,小投资者会更多买入并购企业股票,其投资收益为负并遭受了较大损失;而大投资者则显著降低其持仓,投资收益显著为正,财富效应在大小投资者之间转移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财富转移效应在业绩承诺违约、自愿性业绩承诺的并购重组中的差异更大,这表明业绩承诺更多以保护机制之名行信息优势之实。而深层次的分析发现,信息透明度较高、对投资者利益保护较好的公司,其财富转移效应差异程度会得到较好抑制,大投资者的信息优势和知情交易行为有所收敛。本文的研究发现佐证了业绩承诺机制背后财富转移效应的存在,其结论启示我们,不断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合理设定业绩承诺发生违约时的赔偿额和加大对业绩承诺违约的处罚力度仍是业绩承诺发挥真正保护机制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