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研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优税收结构,证明了均衡时地方政府的最优税收是征收消费税;通过数值模拟比较中央政府征收消费税和资本税时所对应的均衡产出和社会福利,发现中央政府的最优税收也是征收消费税。此时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进行转移支付,中央政府的消费税与地方政府的消费税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

本文从微观层面构建多维状态非线性系统理论模型,应用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方法研究了垄断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垄断与通胀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本文进一步应用变系数半参数估计方法为上述理论预期提供了经验支持,并发现我国在生产效率较低的行业中,垄断会导致显著的通胀效应,但这种效应在生产效率较高的行业中则明显减弱。上述结论对我国当前“下限保增长、上限防通胀”的宏观调控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从宏观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出发,融入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变动,考察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目标规则,分析了影响货币政策规则参数变化的主要因素及潜在机制。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央银行最优货币政策参数为0.144055,央行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操作,也意味着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高的权重;同时我国货币政策是逆房地产市场周期、顺股市周期的。进一步,本文从最优货币政策的角度考察了我国货币状况指数的权重。根据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货币状况指数权重为0.302876,即利率上升1%相当于汇率下降0.30%,意味着利率变动的效果要小于汇率变动的影响。

本文探究了在信贷歧视背景下国有经济所造成的“效率拖累”现象。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本文估算出我国各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两个方面。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国有经济比重对这两个方面上的影响有不同表现。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促进技术进步,同时拖累技术效率。此外,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均加强了国有经济比重的上述两种效应。

本文通过引入两类风险测度对保险股票指数和沪深300指数进行风险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外生事件冲击下的VAR-BEKK-MVGARCH-DUMMY-T模型。研究表明:(1)整个样本期内,保险股票指数的两类风险测度都大于沪深300指数,沪深300指数对保险股票指数存在负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而反之却不成立;(2)金融危机增加了保险股票指数的波动性,但对我国整个股票市场影响较小,而保险指数对自然灾害反应更敏感;(3)金融危机增加了两指数的相关性,而自然灾难却降低了两指数的相关性,投资者可以通过持有市场资产组合来分散化自然灾害风险;(4)溢出效应在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冲击下具有非对称性和一些“异像”等特点。

本文使用扩展的Lotka-Volterra模型,从全局角度对上证主板、深证主板(含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时段的定量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有:(1)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有效扩展了我国证券市场对于各类企业的容纳度,提升了市场内部稳定性及抵御冲击的能力,其展现出来的适应性促进了整个场内市场的协调发展;(2)沪深市场的互动形态,决定了我国多层次场内股票市场的基本格局;(3)IPO的行政性停发对场内股票市场多层次板块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恢复IPO后,深证主板的地位上升,但种群内部分中小股的特性与创业板趋同,交易所内部存在资源争夺现象。

本文运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13年的数据,研究了两权分离度(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对通过股价同步性所刻画的市场信息传递的阻隔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首先,两权分离度和实际控制人性质与股价同步性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与股价同步性负相关;其次,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性质以及股权制衡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两权分离对股价同步性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中两权分离度高、国有性质以及股权制衡度低等股权结构特征会降低公司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影响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股价中包含的公司特质信息,导致较高的股价同步性水平,最终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

本文研究了高速公路的资产证券化问题,设计以高速公路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的资产支持票据(ABN),并根据高速公路收费额的预期值和利率期限结构确定ABN的发行规模和票面利率。我们还对本文设计的ABN产品进行利率风险分析。

本文使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匿名交易市场中的融资行为,并检验了不同财富约束条件下融资啄序和市场择时理论的预测能力。在行为元素的提炼过程中,市场择时理论的预见在财富约束程度小于50%时得到了支持,此时行为人会根据市场时机选择最有利的融资方式;而融资啄序理论在财富约束程度大于50%时得到了验证。本文还发现人们的融资行为有较强的策略性合作倾向,受到收益波动程度的调节作用;融资方的二阶信念对他的风险态度与决策有部分中介效应。

本文探讨企业盈余管理与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利用2005到2007年在中国经营的合资企业数据,控制了不同国家经营环境差异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出资国个人主义更强的合资企业倾向于更多地进行向上和向下的盈余管理,出资国不确定性规避更强的合资企业,更多地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上述影响在外资绝对控股公司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文化对盈余管理影响较稳健,不受经营地市场化程度变化而改变。而文化的影响随着合资企业进入中国时间的增加而减弱,这反映了文化的融合与适应的过程。本文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差异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对引进外资、合资企业监管等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注客户特征甚至同时跟随客户,既能促进公共信息含量及其质量的提高,又能获得某些私人信息,进而改善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基于企业层面的证据表明:(1)客户越稳定,分析师对企业的盈利预测越准确,预测分歧度与偏差度越小;(2)企业生产非耐用品、处于行业弱势地位、稳定客户销售占比较高以及与客户关系较好时,稳定客户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更显著;(3)稳定客户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可能源自稳定客户对企业盈余以及盈利稳定性的提高。这说明稳定客户是分析师的重要信息来源,即使分析师不同时跟随客户,稳定客户对于分析师预测也有信号传递效应,有助于提高其对企业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基于分析师层面的证据表明:相对于未同时跟随客户与企业的分析师,同时跟随客户与企业的分析师的预测偏差更低,而且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客户稳定组。此外在同时跟随客户与企业的样本中,稳定客户与分析师预测偏差负相关。这说明分析师同时跟随稳定客户,可获得供应链知识的溢出效应,从而降低分析师对企业盈利预测的偏误。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客户和分析师文献。

本文梳理了公司名称影响投资者决策,进而影响公司价值的理论机制,结合我国投资者的思维模式和信息处理习惯,首次构建出一套反映我国投资者信息处理体验的公司名称评价体系,对我国A股1992-2009年间的上市公司名称进行了评分,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简短、通顺、由常见字词组成以及蕴含良好寓意的公司名称更受投资者喜爱,这类公司的股东基数更大,股票流动性更好,投资者对公司的估值更高。公司名称既可以通过影响股票的需求曲线直接影响股票的均衡价格和公司价值,又可以通过影响公司股东基数和股票的流动性水平间接影响公司价值。

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和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促使经济学家们反思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过去几年主流经济学中开始涌现出一些富有洞见的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本文通过一条逻辑主线对基于这些文献的进展进行了系统评述。资产泡沫产生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它既影响实体经济的效率和增长,也影响实体经济的波动。其中,金融发展程度(金融市场的完全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融发展程度会影响到资产泡沫的产生;而资产泡沫既可以缓解经济中的扭曲,也可以加剧经济中的扭曲,使得经济增长偏离黄金律。制度质量则会强化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金融发展程度与制度质量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到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向和结构,从而对实体经济的增长和波动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本文中所综述的理论洞见对于中国这类金融市场欠发达、正面临金融自由化与结构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