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庆祝黄达教授九十华诞笔会”中的五篇文章精选摘编而成,在保持原文的基础上,以集中彰显黄达教授的思想精髓和卓越贡献。可以看出,黄达教授不仅是学贯中西、蜚声国内外的理论大家,更是一位具有深邃思想和非凡气度的教育家。特别是,作为新中国“大金融”学科思想的主要设计者,黄达教授在完善金融学科体系、丰富金融学科内容、促进中国金融学科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直是引领中国金融学科发展的中流砥柱。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高到新的高度,人民银行教育司在人行党组的领导下,历任司领导和教材处领导更加重视教材建设。作者参与了人行教育司在规划、组织编写、审定国际金融专业教材方面的工作,接触并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高校国际金融专业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工作。本文对新时期国际金融教材和学科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包括编写国际金融专业教材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金融学科的界定和归属定位问题等展开探讨,是作者多年来对于国际金融教材和学科建设问题实践和思考的结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如何推动银行业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引领新常态,对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新形势下银行监管工作,关键是要处理好十个关系:关于监管工作的目标,要坚持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相结合;关于监管工作的定位,要将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相结合;关于监管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要坚持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加强监管与鼓励创新相结合、注重监管的科学性与提高监管的艺术性相结合;关于监管的方式方法和具体要求,要注重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相结合、统一性与差异性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国际标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监管规制与监管实践相结合。只有正确处理好上述十个关系,才能进一步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更好发挥金融这一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

好金融与好社会,是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所应当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也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新时代要求。本文首先通过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提出了好金融与好社会的命题;然后回顾了发达经济国家金融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以及希勒教授对相关命题的研究;进一步从尤努斯模式引申出中国小微金融的实践,从而提出全新认识小微金融的意义所在;最后,对好金融和好社会的理念作出探索性的解答。

本文对当前银行业发展中的几个理论与实践的焦点问题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和解决的建议: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对新资本管理办法在执行层面做些弹性放松;加快金融综合经营的开放步伐,促进国内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成立金融管理委员会,推进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推进风险对冲产品与工具创新,实行银行业创新审批的负面清单制度;关注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过程中的银行债权保护问题;以及坚持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方向,正确看待银行利润、国有银行“垄断”、银行费率定价机制也要实现市场化等问题。

由于银行具有很突出的外部性特点,破产的外部负效应明显大于普通工商企业,尤其是大型银行破产会带来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进而波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经济危机。经济学上的逻辑推理与经济发展史上的大量案例,都可以佐证上述判断。从实践来看,当银行面临技术层面或经济意义上的破产风险时,政府往往会不惜成本采取注资、再贷款、信用担保、购买资产等救助手段,不会动辄实施破产清算。另一方面,政府救助预期形成的银行“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以及纳税人为商业银行过度风险行为负责也被广为诟病。为有效平衡银行破产的风险和成本,应着眼于提升银行体系整体竞争力和金融市场运行效率,通过完善银行破产立法、实施前瞻性的宏观审慎监管、改进“坏银行”救助手段和措施、优化银行微观层面治理,建立防范银行破产风险的多道防线,对银行破产风险进行层层拦截和有效缓释,将残余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从国际实践看,金融危机之后一套以预警和前瞻性管理为核心的“坏银行”预防、化解和有序退出的银行破产风险治理框架已初现雏形。完善银行破产风险治理和金融风险基础设施,既是当下中国金融改革的题中之意,也是下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压舱石。

本文考察了信贷扩张和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背景下,房地产投资对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综合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城市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导致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国有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取信贷资金,并大量用于房地产投资,是导致信贷扩张背景下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房地产投资对制造业投资的挤出是房地产投资影响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渠道之一。

基于非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在微观层面衡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进一步结合上市公司数据,从制度激励的视角,考察企业上市(IPO)对TFP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TFP在IPO之后显著下降;为控制生命周期效应所带来的内生性,我们采用倾向得分配对法重新筛选样本并执行公司间检验,发现其他条件相同时,上市公司长期生产率低于非上市公司;最后,利用经理董事长两职合一、地区产权保护以及发明者离职进行分样本检验,证实了管理者激励、信息披露激励以及发明者激励均显著影响IPO后的TFP降低行为。本文揭示了企业向公共股权市场转移时,面临资本市场便捷融资与企业生产率下降之间的复杂权衡。我们的研究结果为当前IPO制度建设和上市公司监管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借鉴。

利率市场化意味着金融调控由“价格管制、数量调控”向“放开价格、适度规模”转变,市场风险也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上升,并对系统性风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反映利率变化与市场风险变动关系的市场风险曲线,并利用DSGE模型模拟了利率变化对主要经济主体源自金融利益的福利水平的影响。结论认为:在当前存、贷款利率变动的有效区间,存款利率放开将对市场风险产生较大冲击,应慎重推进;利率区间管理偏离均衡水平,会加大利率波动对市场风险的影响;利率市场化通过资金成本、金融投资收益等金融利益变化改变经济主体的福利状况,从而将改革的风险成本分担到各经济主体;应建立与风险承担责任相匹配并促进经济主体风险自缓释的利率市场化制度安排。

金融市场如何支持企业的R&D融资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银行业竞争性同时表现在中小银行与四大行之间、传统的国有银行和新兴的商业银行之间的现实背景,探讨了银行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对于企业R&D融资约束的影响和作用机理。我们以2002-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银行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助于缓解企业R&D投资的融资约束,该影响分别在民营、高科技、小型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本文为理解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制定企业R&D投资贷款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以2004-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货币政策是否影响个股暴跌风险,以及基金和个股流动性不足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紧缩会显著增加个股的暴跌风险;(2)基金流动性不足和个股流动性不足会显著增加紧缩货币政策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3)其他机构投资者能够缓解紧缩货币政策以及基金流动性不足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本文丰富了股价暴跌风险研究,同时对于货币政策制定及流动性管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在具有不同实际控股股东控制权结构下,现金股利与股价崩溃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过度支付现金股利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股价崩溃风险;实际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会加剧现金股利与股价崩溃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是现金股利中所蕴含的股东治理效应在资本市场上的体现。其现实意义在于,政策监管要着力于治“本”,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使股利分配真正立足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Probit和Tobit实证结果显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与家庭人身保险需求负相关,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对人身保险产品的需求会起到抑制作用。家庭少儿人口占比与家庭人身保险需求则呈正相关,这显示少儿人口的增加会推动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家庭就业者占比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有抑制作用。同时,缩小的家庭规模有助于增加对人身保险产品的需求。我们的研究对深刻理解当下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及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使用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紧缩货币政策下债权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我国债权治理效果整体呈现不确定性,不能显著抑制上市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债权各构成部分的有效性不一致:商业信用的治理作用显著,但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的治理作用不明显;短期债权的治理作用显著,而长期债权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紧缩货币政策下债权治理效果均得到增强。因此,可通过加速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和推动银行业改革、规范货币操作以提高我国债权治理有效性。

盛松成等著《金融改革协调推进论》对我国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也是对我国近几十年来金融改革开放的理论总结,对于我国仍在进行中的金融改革开放,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正进一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面对的情况及其复杂。加之全球经济进入长期萧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种复杂情况使中国的金融改革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本书对金融改革所作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推进我国金融改革的理论建设,从而有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