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出去”和汇率制度安排灵活化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两大典型特征,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讨论了双边事实汇率制度选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理论层面上,本文将Gali and Monacelli(2005)的一般均衡框架拓展为两国模型,发现双边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进入东道国开展OFDI活动的生产率阈值,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同时,尽管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其促进力度明显不及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实证层面上,本文采用了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0-2013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等微观企业数据,发现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能使企业进行OFDI概率平均提高0.8%~55.4%。考虑其他异质性因素及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依然稳健。

央行在“8·11”汇改后放松了汇率中间价的管理,采用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形成中间价,这种变化对于人民币汇率衍生品市场的影响尚属未知。为此,本文从人民币期权组合的Black-Scholes隐含波动率历史报价数据中提取出在岸、离岸市场人民币期权的无模型隐含波动率和风险中性偏度,在将样本划分为汇改前后三个不同的阶段的基础上,检验了期权隐含指标对未来汇率分布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在“8·11”汇改之后,随着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变得更加市场化,期权价格中包含了越来越多关于未来汇率分布的信息,在岸和离岸期权市场的信息效率都有显著提高,意味着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能显著提升我国金融市场效率。因此,在兼顾金融安全的角度上,稳步促进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将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

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鲍莫尔—托宾模型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货币需求的影响。为了克服移动支付的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移动支付的家庭,拥有移动支付的家庭现金在金融资产的占比下降25%,对其他层次的货币需求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减少了家庭不同层次的货币需求。机制分析表明,交易成本变化是导致移动支付影响现金需求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本文用分位数回归发现,移动支付对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影响大于交易性货币需求。移动支付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水平、教育水平、城乡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和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家庭货币需求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杠杆率变动背后的逻辑。在基于2002—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描述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变化的经验事实以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Baker et al. (2016) 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负向效应在短期负债率、民营、小规模和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考虑经济转型的扩展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民营化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而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企业杠杆率变化背后的逻辑以及科学地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家庭社会网络如何从宏观机制上影响个体和社会的就业质量,在理论上缺乏细致的讨论。本文在内生贴现因子模型中引入家庭社会网络,从理论上首次探究家庭社会网络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家庭社会网络通过影响贴现因子和进入不同行业的概率分布作用于就业质量,导致热门专业需要的最优家庭社会网络积累量低于非热门专业,进而提出“家庭社会网络积累更广泛的个体会较为分散地选择专业,但会集中于高收入行业就业,导致就业质量受到影响”的假说。进一步,基于2009-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更广泛的家庭社会网络积累会显著提升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但会降低就业匹配度。总之,家庭社会网络会显著影响高校毕业生“专业分散,行业集中”就学与就业特征的形成,进而提升就业满意度,并降低就业匹配度。

本文将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专利申请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数据相匹配,考察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竞争的加剧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在弱化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以及位于市场化水平高和法治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银行业竞争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其创新的效应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竞争能更好地推动企业创新。因此,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能有效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困境,激发创新活力。

本文利用中国城际高铁开通对公司产品质量保证动机产生的外生变化来考察其如何影响公司的商业信用供给决策。高铁开通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交易量,不仅可以降低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促使公司提高产品质量,削弱了公司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而提供商业信用的动机。借助高铁开通在时间和空间上错列发生的特征,构建准自然实验情境,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使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约3.51%。研究发现,交易量提高是高铁开通减少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事前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关系专用性投资水平较高和产品质量保证需求较低的公司,高铁开通导致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更多。本文研究为商业信用供给的产品质量保证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以及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公众的投资理财行为。本文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下公众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变化与资产选择的基础上,构建基于CRRA(常数相对风险厌恶)期末财富期望效用最大化和VaR最小化的多目标投资组合模型。同时引入多目标优化的NSGA-Ⅱ遗传算法,并选择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出最优的互联网金融资产组合。研究表明:(1)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金融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和资产组合选择。(2)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金融资产“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并兼顾了“三性”的相对统一。(3)模型求解结果显示,投资者对互联网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为低风险类资产60%左右、高风险类资产40%左右。

本文运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引入同行业竞争者的股票异常回报作为工具变量,研究同行业竞争者避税行为对企业战略反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同行业竞争者避税行为与企业避税存在战略互补效应,即同行业竞争者的避税行为越激进,企业会选择更加激进的避税策略。探究可能影响这种战略互补效应的机制,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很可能会模仿同行业领导者等被认为避税行为更有效合理的竞争对手制定避税策略。进一步发现地理距离衰减有利于降低同行业信息收集成本,导致同行业间战略互补反应更显著,即同行业避税政策模仿具有“本土偏好”。本文提供了同行业竞争对企业避税影响的因果关系证据,揭示了同行业竞争者避税行为是企业避税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文从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出发,基于盈利性、成长性、安全性、分红能力四个维度构建复合品质指标,并通过分析品质溢价在中国A股市场中的存在性来探讨价值投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A股市场上存在显著为正的品质溢价,且品质溢价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依然稳健存在;(2)高品质股票具有大市值、高成长特征,且品质溢价在大市值、高盈利的分组中更加显著;(3)品质溢价在不同时期下均能稳定存在;(4)中国A股市场上的品质溢价并非源于高风险承担,相反,由正向反馈偏好、博彩偏好、套利限制引起的错误定价有助于解释品质溢价。本文结论佐证了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A股市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培育良好投资理念、抑制过度投机、促进中国股市合理健康发展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机构投资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信息互动,其中包括信息共享与社会学习。本文基于2005-2018年我国A股市场与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数据,应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实证分析了信息互动对于基金持仓决策以及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1)信息互动对于基金持仓决策具有显著影响,且在不同决策情景与市场行情下其影响具有差异;(2)基金信息互动的影响可以分为“同城效应”和“异地效应”,不同城市的两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不同城市基金的市场影响力也有所不同;(3)基金信息互动通过提高市场定价效率对于股价长期特质波动具有降低作用。本文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分析了私有信息在机构投资者之间传播产生的影响,为认识机构投资者决策行为与股票市场价格异象提供了新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