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与发展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本文通过探讨离岸人民币与中国周边国家(地区)货币的溢出效应及其时变特征来定量分析离岸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进而给人民币国际影响力的发挥提供借鉴。实证结果表明:(1)离岸人民币已经具备了区域性影响力,并且较在岸人民币的影响程度更高;(2)新加坡元、新台币和韩元等对离岸人民币的溢出效应均较强,也就是说离岸人民币尚不能称得上是区域性的锚货币。相关结果为发展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协调中国对周边国家(地区)经济政治政策提供政策依据。

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和波动弹性增大的背景,分析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等异质性特征的重要调节作用。基于Aghion et al. (2009)的扩展理论分析认为,不利的汇率冲击会减少支撑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资金,当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时,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概率显著降低。本文进一步采用2008-2011年“海关”与“全国税收调查”匹配数据库,详细地度量了企业级实际有效汇率等指标,实证研究发现:有效汇率的升值和预期波动风险的增大均显著不利于出口企业研发投资,但是,融资约束越低、出口产品种类和目的地越多的企业却能更好地隔绝汇率的不利冲击,政府的扶持和研发费用所得税减免政策也起到显著的对冲作用。

本文从中国人民银行各期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中筛选出有关物价判断的措辞,并通过方差分析方法构建了我国央行信息披露指数。随后利用S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产出缺口、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央行信息披露行为等变量对公众通胀预期的影响。结果表明:除物价变动、产出缺口、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以外,央行信息披露行为同样可以对通胀预期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效果要优于传统的价格型以及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央行可以通过加强与市场的沟通,达到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效果。

本文对2010年和2012年两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中的城镇有房家庭进行了配对,构造了两期面板数据,就房屋价值变动对家庭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房屋按揭贷款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家庭房产差异对于房屋财富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房屋资产对家庭消费具有明显的财富效应; 房屋按揭贷款为家庭购房带来“杠杆”,当房屋价值提高时会引起更大的财富效应:相比单一住房家庭,多套房家庭的房屋资产具有更明显的财富效应;房产占家庭资产比重较低的家庭,房屋资产的财富效应较大,随着房屋投资属性的降低、消费属性的提高,房屋的财富效应会 下降。

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为缴存家庭提供优惠贷款和免税储蓄的同时,也使缴存家庭消费受到利息损失、流动性约束、贷款额度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住房公积金对不同类型缴存家庭消费的处理效应,评估制度对缴存家庭福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IV-2SLS回归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对无房无贷和有房有贷缴存家庭的消费并无显著影响,仅能提高有房无贷缴存家庭的消费水平。有必要提高制度对缴存家庭住房融资的支持效率,降低制度对缴存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以增进缴存家庭的消费与福利。

理论模型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能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其创新活动和生产力进步,进而加快地区整体层面上向技术前沿的收敛速度。在理论模型中,产业集聚发挥作用的渠道是增加企业抵押资产的最佳替代使用者数量,以提高银行对抵押资产的市价估值并上调信贷限制。实证部分基于理论模型的假说,根据各产业遭遇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和对固定资产的依赖度划分子样本进行对比研究,并控制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指标,能够识别且定量估算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这些发现表明,产业集聚对迈向知识型经济和平衡增长有关键意义。

本文以2005-2014年间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的实体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实体企业参股金融机构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按产权属性分组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支持“政府干预假说”;对非国有企业,则支持“市场竞争假说”与“融资约束假说”。经济后果显示:实体企业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虽然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和降低了融资约束,却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业绩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实体企业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使得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非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以上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产融结合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非国有企业产融结合则表现为一种市场竞争压力和融资约束驱动下自由选择的结果。

本文探究我国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之间在融资时签订的对赌协议的公平性。我们首先将对赌协议看成两值期权,运用二叉树模型对我国二十个对赌协议案例进行估值定价,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协议都存在显著定价偏差,说明风险投资方索取过高的风险溢价。我们进而搜集影响协议价值的微宏观因素采用回归分析对风险溢价进行解释。结果表明,所提出的风险因素只能解释不足一半的风险溢价,未被解释的部分则被认为来自于投资方的过度保护。总体来看,对赌协议总体上有失公平,我国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在签订对赌协议中处于被动和弱势,需要改善投资环境以促进公平交易。

本文使用动态Skewed-t Copula模型实证证明我国股票、债券和商品期货回报率之间存在时变的非对称相关。无论是Copula相关还是尾部相关,不同市场的资产间相关明显低于相同市场不同资产间相关。将商品期货指数纳入投资组合可以降低尾部风险,获取多样化收益;在最小尾部风险组合中,农产品期货指数占有相对较高的权重。本研究意味着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放开商品期货市场投资准入不仅有利于金融机构对冲持有组合的尾部风险,也有利于商品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的实现。

本文探究了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未来股票投资回报的影响,通过检验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发现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未来股票投资回报越高。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高的企业,未来的公司业绩越好、内控质量越高、代理成本越低,即提高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利用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构建了一个对冲策略,即买入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高的公司,卖出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低的公司,结果显示该对冲策略在短期与长期都可以获得显著为正的股票投资超额回报。这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并没有完全理解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所包含的信息。后续检验中,我们还发现最终控制人间接控制的公司比直接控制的公司对冲策略的有效性更强,信息透明度低的公司比信息透明度高的公司对冲策略的有效性更强。

金融素养的缺乏会阻碍居民家庭做出合理的金融决策,而合格的理财建议则可以改善居民家庭的金融决策。本文使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调查的数据,研究了居民家庭金融素养与理财建议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理财建议对金融素养不能起到替代的作用,具体来说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更可能对理财建议有需求。除此之外,还发现:(1)理财建议需求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是“驼峰”型的,而与户主年龄的关系是“U”型的;(2)家庭净财富、健康状况和户主的教育程度对家庭的理财建议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和户主已婚的家庭更可能咨询专业人员获取理财建议。

本文以我国1994年至2014年获得A轮融资的创业企业为样本,研究财经媒体关于创业企业的报道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实证结果表明,财经媒体的曝光度和报道的正面倾向能够预测创业企业的发展前景。具体而言,媒体报道越多,报道倾向越正面,创业企业在下轮融资中所获得的风险投资额越大,并且被收购或成功上市的可能性也越大。此外,当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信号较弱时,媒体报道预测创业企业发展前景的能力更强。

基于手工收集的、中国上市公司2004-2014年国际化董事会的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董事会显著增加了现金股利支付率,但分析师关注负向调节了国际化董事会与现金股利之间的正向关系。考虑半强制分红政策后发现,相对于政策变更后的期间,国际化董事会对现金股利的正向影响在政策变更前的期间影响更大。采纳其他方法度量国际化董事会与现金股利、并控制了国际化董事会与现金股利的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国际化董事会对现金股利分配的正向影响仅存在于高市场化子样本与非国有企业子样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