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需要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对消费的提振作用。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居民对市场利率的关注,这是否会畅通货币政策向消费的传导？本文构建了金融科技影响货币政策向消费传导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个人用户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第一,居民对金融科技产品的使用频次越高,其消费受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越大,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可能通过提高居民的利率敏感性,增强货币政策影响消费的直接效应;第二,居民对金融科技平台数字资产板块的使用频次越高,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减少数字储蓄来增加消费的程度越大,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通过储蓄替代渠道发挥了作用;第三,居民对金融科技平台数字信贷板块的使用频次越高,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数字消费信贷来提升消费的程度越大,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成本渠道发挥了作用,且存在非对称效应。本研究为提高金融科技水平,进一步助力货币政策向消费传导提供了证据支撑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家庭财富视角探讨数字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差异及其制约因素,为评估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关系提供新的证据。研究发现,虽然中国数字金融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低财富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数字金融市场(支付、投资和信贷)参与概率仍显著低于高财富家庭。财富水平差异导致家庭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阻碍因素分化:低财富家庭受限于数字金融知识、设备与数据流量投入等需求侧的资源禀赋不足;高财富家庭则受到数字安全、数字投资收益等供给侧因素的制约。该结果在多种检验后依然稳健。因此,中国数字金融在普惠覆盖广度和服务深度上仍存在提升空间,可从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升级、数据安全监管和数据权益分配制度优化层面破解其制约路径,推动数字金融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

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2011—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探讨财政收入增长预期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征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面临更高的财政收入预期增长时,非税收入比重和地方税特别是土地四税比重显著增加;非税收入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对财政收入预期增长的反应较大。上述效应在转移支付依赖程度低、经济和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利用补贴对大企业多收多补是地方政府实现财政收入预期增长的重要措施。基于此,本文建议应完善规范化的征管方式,提高财政透明度和可持续性。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抓手,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非失能家庭与失能家庭两个层面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长期护理保险对生育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长期护理保险会削弱生育子女的“养儿防老”保障效用,降低两类家庭生育率;同时,该制度又通过资源重置效应提高失能家庭的生育率。实证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会抑制非失能家庭生育率,且该负向效应在高收入家庭、高医疗水平家庭及城市家庭更为显著。但是,长期护理保险对失能家庭生育率的净效应为正,即有利于提高生育率。拓展性分析发现,采用亲情照护与正式照护相融合的模式,有利于提高两类家庭的生育率。本文为提高生育率以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重污染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面临着更高的环境风险。本文以2015年的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3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强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且主要是有息负债率。这一效应在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融资约束程度低和非纳税大户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新《环保法》主要通过促进环保投资和减产的途径推动企业资本结构调整。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促使企业增加了商业信用净占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管控环境风险以实现绿色转型,对监管部门优化环境法治体系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媒体在资本市场中兼具信息传递与情绪传染双重功能。基于公司治理与行为金融理论,本文构建“信息—情绪”双路径分析框架,系统考察ESG新闻舆情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整体上,ESG新闻舆情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呈显著正向关系,即趋向正面的ESG新闻舆情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2)ESG新闻舆情的信息效应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而情绪效应则通过激发投资者情绪与管理者乐观预期,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3)在ESG子维度中,公司治理类新闻舆情的影响最为显著;(4)在非国有企业、高资本密集行业、管理自主性较强、管理者风险偏好较高以及市场约束不足(如分析师关注度较低、卖空压力较弱)等情境下,ESG新闻舆情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加剧效应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ESG新闻舆情的研究视角,揭示了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双刃剑”效应,为完善信息中介治理、规范ESG传播机制及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从监督协同的视角,考察政府财会监督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被财政部随机检查的公司,其分析师预测质量显著提升,表现为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显著提高、乐观偏差和预测分歧度显著降低。机制分析表明,随机检查通过提升被检查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及分析师可获得的公共信息精度,有效提高了分析师预测质量。进一步利用机器学习和大语言模型分析发现,当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更严重、数量更多、披露具体违规数据、整改态度更积极时,该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此外,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但地区市场化水平未发挥显著调节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政府财会监督与市场中介机构监督可以实现监督协同,对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具有启示意义。

有效提振并优化企业投资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股利税)是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税收变量。本文基于我国2013年开始实施的差别化股利税政策,使用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股利税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股利税变动对企业的平均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现金充裕程度的上市公司对股利税率提高的投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较高的股利税率加重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现金充裕公司进行了更多的非生产性投资,而现金受限公司因资本成本上升减少了生产性投资。较高的股利税率导致投资从现金受限企业的高回报投资转移到现金充裕企业的低回报投资,降低了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股利税率的制定需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本文认为,实现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两税协调和一体化,是兼顾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税改方向。

标准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体迈向高质量发展、参与高质量竞争的重要体现。本文研究发现,企业标准化建设有助于提升股票流动性,其核心机制在于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以及缓解信息不对称。差异性效果分析表明,该效应在司法质量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相较于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企业与团体标准的作用更显著;相较于工作标准,技术标准与管理标准的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显示,企业标准化建设通过提升股票流动性,能够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进而产生违约的风险,表明标准化建设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效率,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研究对进一步发挥标准化建设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本文基于“投资者类型取决于其行为”的逻辑,利用2016—2021年间近十万个个体投资者账户数据,从持股偏好角度对投资者进行分类与差异性分析。研究发现,在单一特征中,股票价格是个体投资者内部偏好分歧最大的指标,分化了不同类型投资者的持仓。进一步通过特征重要性筛选、属性重叠简化及主成分分析,提取出反映个体投资者偏好的两个关键维度:股价关注度与壳价值。结合投资者基础标签与行为模式的分析表明,不同持股偏好的投资者难以通过单一标签或行为加以区分,其行为特征呈现出较高的多样性。本文研究为理解资本市场参与者结构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有助于推进差异性行为建模与海量参与者下的微观金融监管实践。

本文基于我国2007—2022年基金持股数据,构建以股票为节点的基金共同持股网络,并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考察股票价格联动效应。结果显示,基金共同持股网络中股票存在显著的价格联动,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资金流规模较大、信息共享程度较高的基金共同持股网络中,股票价格联动效应更为明显;此外,投资者情绪高涨时,基金共同持股网络对价格联动的影响也会增强。本文还借助空间自回归Tobit模型,对2015年股市大幅波动期间的股票日收益率进行截面回归,发现不仅未停牌股票在基金共同持股网络中呈现显著的价格联动,停牌股票也能通过该网络对未停牌股票价格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基金共同持股网络不仅影响股票价格联动,还可能成为极端市场情况下风险传导的渠道之一。本文结论对理解基金共同持股与股价联动的关系、防范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