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波动率及风险溢出状态定义“稳增长”“防风险”和“稳增长和防风险”三种特殊政策时期,并利用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在不同时期的风险溢出结构,量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实施效果。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经济金融网络中的系统性风险具有周期性和趋势性特征,其中周期性特征主要由金融市场风险驱动,趋势性特征主要由实体经济风险驱动。(2)2007年至2021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2个“稳增长”时期和3个“防风险”时期。这些时期与重大经济金融风险事件有较高的匹配度,而且在这些时期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表现出自身风险高、传染风险高的特征。(3)在“稳增长”时期,实体经济中的工业对金融市场产生较强的风险溢出效应;在“防风险”时期,金融市场中的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强的风险溢出效应。

公众预期是影响经济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通过政策沟通优化预期管理对推动宏观经济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政策指数进行测度,并基于预期引导视角讨论不同时点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沟通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持续精准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沟通能够有效降低外部负向冲击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且增加沟通频率对于强化沟通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政策工具实施机制和公众政策关注机制是政策沟通的重要渠道,即政策沟通通过强化政策工具实施效果和提高公众对政策的关注程度,从而稳定经济增长。此外,完善政策沟通机制并注重政策组合的协同互动,有利于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近年来,我国加速建设市场化的征信机构,这也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全球约7万家企业的最新调查数据,手动匹配98个经济体的征信机构信息,实证分析征信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为我国提供可参照的国际经验。研究发现,设立市场化征信机构之后,大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没有显著变化,而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机制分析发现,市场化征信机构促进了银行对企业信息的获取和积累,降低银行对贷款抵押物的要求,且以上机制仅显著作用于中小企业。本文结论对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本文以2019年社保降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社保降费对企业雇佣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策实施后,相较于社保负担较轻的企业,社保压力较大的企业更少地选择劳务外包;(2)社保降费政策存在成本驱动路径,削减正式用工相对于劳务外包的成本劣势,减少对于劳务外包的用工依赖。同时,社保降费政策存在收益驱动路径,政策红利能够强化企业质量管控等长期发展动机,引导企业优先将资源配置至更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求的正式员工;(3)社保降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对于正式员工雇佣、薪酬激励、知识技能以及能力发展方面的投入,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社保降费对企业雇佣选择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社保缴费基数负担较大地区以及社保征管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研究为评估社保降费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完善企业用工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声誉机制对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发挥了桥梁作用,显著提升了声誉机制的违规抑制效果,实现了从“失效”到“有效”的动态转变。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声誉维持收益与违规稽查概率,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合规意愿,这一效应在市场关注度较高、生产销售经验型产品以及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研究从数字经济角度为激发企业合规内在动力,完善市场自律体系,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本文从数字技术底座和金融科技赋能两个维度构建了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脱实向虚”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工信部电信业务ICP许可证数据,实证检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与差异性表现。实证研究发现,地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且在经过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能降低企业数智化转型门槛,引导企业锚定数字资产投资,从而抑制资金“脱实”;另一方面通过支撑金融科技发展应用,缓解金融资源错配,削减企业金融化动机,遏制资金“向虚”。进一步分析表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非国有性质、数字核心产业相关、所在区域数据生态环境较好的企业具有更加显著的“脱实向虚”抑制效应,且对短期金融资产的影响更强。本文研究为各地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实深度融合与治理企业“脱实向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以快递物流为代表的末端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统一大市场和推动农村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匹配快递网点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末端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快递网点提供的配送服务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缩小了农村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农村包容性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村庄被纳入快递配送网络后,一方面降低了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村庄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物流,并促进经济欠发达村庄的企业设立,从而推动改善农村就业和收入不均等状况。本研究从末端基础设施角度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助力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本文以2015—2022年地方性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发现个人破产制度使银行更加保守,降低信贷投放意愿,且这一影响对严监管地区以及城商行更为明显。此外,在个人破产试点后,银行会提高抵押、质押贷款以及短期贷款比重,减少信用贷款、保证贷款及中长期贷款的发放,进而限制小规模企业扩大债务融资。最后,优化信用环境、发展破产管理人协会、推广网络查控系统、建设府院联动机制和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等举措,可缓解个人破产制度施行过程中的不利影响。本文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个人破产制度建设的经济影响及潜在挑战,为进一步推动破产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明确碳排放权的生产要素地位,强化碳要素市场建设,是引导金融市场形成绿色导向型资源配置的关键抓手。本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发债人在受到碳排放权交易管控后,信用利差显著上升,表明债券市场存在显著的碳风险溢价。机制分析支持“信用风险渠道”和“风险评估不确定性渠道”共同存在,碳市场建设提高了管控企业的违约风险,增加了风险评估难度,导致投资者要求超额风险补偿。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社会公众环保关注和全球影响力投资倡议能够增强碳交易管控的债券定价效应。此外,碳要素价格发现有助于引导债券市场的绿色导向型资源配置。本文从信用风险定价视角补充了对碳治理相关气候转型风险经济后果的认识,为推动碳市场建设和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创新已成为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本文采用专利引证信息和文本数据构建了复合创新质量指标,在此基础上从风险溢价视角探究了中国资本市场创新质量溢价的存在性及形成机制。实证结果支持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创新质量溢价现象,控制创新投入、产出数量和横截面预测指标后结果依然稳健,凸显出创新质量的增量定价效果。机制分析表明,市场摩擦和投资者行为偏差无法解释创新质量溢价,投资者对高风险暴露所要求的风险溢价是主要原因。这种风险体现在企业蕴含的“双刃剑”式增长期权,在实现价值创造的同时增加了经营风险和项目暂停风险,并进一步传导到市场引起企业系统风险和高阶矩风险的增大,而技术封锁和资源约束则会强化上述风险。本文相关结论从创新要素定价视角为探索建立资本“活水”加速流入科技创新领域,助力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坚持走高质量创新之路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本文以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做市商制度实施为政策冲击,研究报价驱动交易机制对债券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做市商制度所提供的报价驱动交易能够降低债券二级市场利差,主要实现机制是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缓解信息不对称。此外,同一只债券做市商数量越多、做市商与债券发行人地理距离越近,做市商信息挖掘效应越强,越能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做市商制度对做市债券同发行人、同行业(地区)其他未被做市债券的二级市场利差存在降低作用;做市商制度还能降低被做市债券发行人后续一级市场债券发行利差。最后,本文也发现,做市商效应在自选做市债券以及AA+主体评级债券组中更加显著。本文发现为我国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