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平衡对于促进经济内部均衡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收支失衡的经济体面临调整压力。本文采用1990—2020年50个经济体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估值效应对国际收支失衡及延迟调整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正估值效应有助于平滑负向外部失衡,提升延迟调整能力。分析表明,汇率和收益因素下资产价格变动引起的估值效应对延迟调整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改善资产结构有助于提升国际收支延迟调整能力。当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成为常态,金融调整渠道下的估值效应重要性愈发凸显,对延迟调整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在低经济增长、高政治风险和高人口抚养比的国家,负估值效应会带来更大的外部失衡压力,降低其国际收支延迟调整能力。美国通过从新兴市场和中低收入国家吸收资本利得,增强自身经常项目韧性而削弱他国延迟调整能力,维系“无泪赤字”。可见,全球经济再平衡具有不对称性。为实现外部再平衡,建议新兴市场国家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改善官方储备资产结构,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完善金融体系。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5-2019年CHFS数据,构建家庭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数,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区制转移模型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能够促进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总收入增长,其主要作用机制是促进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创业和劳动力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对劳动性收入的益贫式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对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益贫式增长不利;普惠金融对城乡家庭都能实现益贫式增长,有利于缩小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普惠金融在金融监管较强地区能实现益贫式增长,但在金融监管较弱地区则效果有限。最终,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益贫式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引擎,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实体企业或者金融企业单边数字化效果,并未探讨银企之间的数字化协同是否有助于构建新型银企关系,赋能产融结合。为此,本文将企业和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考察银企数字化协同对企业信贷获取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数字化协同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大了企业的信贷获取规模,且促进银企信息协同和治理协同是实现这一效应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表明,(1)银企数字化的实质性协同更为显著地促进了企业信贷获取能力的提升;(2)当企业与银行之间合作关系较弱或银行软信息依赖度更高时,数字化协同与信贷获取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3)相比于“双慢”协同,适度数字化水平下的协同更为显著地提升了企业信贷获取能力;(4)银企数字化协同还有助于优化企业整体信贷结构。本研究对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畅通金融业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提供了政策启示。

为小微企业增信是缓解其融资困境的有力手段。本文基于风险共担视角,以“中央财政担保风险分担补偿”试点为契机,考察了新型“政银担”模式对小微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型“政银担”模式对小微企业投资产生明显的激励效应,且财政专项资金风险分担比例越高,激励作用越强。机制分析表明,新型“政银担”模式通过风险补偿“增信”机制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其投资。(2)新型“政银担”模式主要提升了小微企业经营类投资,而对非经营类和研发投资未产生明显作用;同时降低了非生产性支出,使小微企业更加关注市场业务拓展。此外,在信用风险较高、银行业竞争较弱的地区和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中,新型“政银担”模式的激励效应更明显。(3)拓展性分析发现,新型“政银担”模式造成了银行尽责程度下降,需要警惕其“搭便车”带来的贷款风险。同时,新型“政银担”模式虽然提高了小微企业营业收入,但较高的非利息成本和税费成本制约了其利润增长空间。本文为政府通过完善多层次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来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

本文基于民营企业(超)短期融资券数据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微观数据,实证探究信用衍生品发行对我国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用衍生品发行仅在政策出台初期发挥了降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保险增信”效应;2020年后,其作用转变为提高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包装信号”效应,且该效应在发债企业信息不透明、CRMW保险质量较差情况下更显著。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噪音的信号传递模型,在信息不对称的理论框架下同时刻画了信用衍生品“保险增信”与“包装信号”两种对企业融资成本完全相反的作用;同时,基于投资者风险偏好变化视角回答了两种效应转换背后可能的机制,并通过实证数据进行定量验证。本研究丰富了现有文献对信用衍生工具创设与企业融资成本决定的认识,为进一步发展信用衍生品市场,畅通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渠道提供了实证证据与决策借鉴。

标准制定权竞争失败后,企业只有从事高质量创新才有可能维持竞争地位或反败为胜,然而既有文献关注标准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未关注标准竞争成功或失败企业的异质性表现。本文探讨标准制定权竞争失败企业相对于成功企业是否大幅度提高了创新质量,研究发现:(1)标准制定权竞争失败企业与成功企业的创新突破度显著正相关,排除单纯同群效应和单纯披露效应以及策略性信息披露后,说明标准制定权竞争失败企业相对于成功企业大幅度提高了创新质量。(2)当行业创新竞争较激烈、成功企业创新实力较弱以及失败企业创新实力较强时,失败企业更可能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回应成功企业。(3)成功企业仅参与标准制定以及主持或参与行业、地方与企业标准制定时,行业技术标准累计数量、新增标准数量以及标准市场化程度更高时,失败企业更可能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应对标准制定权竞争失败。(4)失败企业的积极反应提高了实体经济实力、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这些结论验证了现代创新经济学理论,能从标准竞争角度丰富创新竞争影响因素文献。

随着多元化绿色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如何综合运用绿色金融工具箱以推动经济低碳转型,是当前政策协同与实践探索的关键问题。本文识别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和绿色再贷款的核心特点与运作模式,并将八种绿色金融政策纳入企业、银行、政府部门的最优决策框架,同时刻画多元绿色金融工具。同时,基于对企业属性、规模和融资渠道的精细划分,本文通过内生化不同配套政策强度,模拟了现实情境下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资金流动与交易模式,深入探究绿色金融政策组合对经济低碳转型的协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资金投入与规模倾斜,以调整绿色信贷利率和绿色债券利率作为中间传导机制,有效优化了绿色企业的融资环境和资金配置,对经济低碳转型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次,四类绿色金融工具展现出时序互补的协同效应。绿色信贷与债券通过规模扩张形成短期驱动,但效果随时间推移逐渐衰减。绿色基金通过财政杠杆和结构调整形成长效支撑。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注重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对低碳转型的协同效果,以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共赢。

本文以媒体对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实践的报道为切入点,系统考察报道情绪如何影响公司债券风险溢价。研究基于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债券样本,采用远期密度模型对信用利差进行分解,识别其信息传导路径。研究发现,积极的媒体ESG报道情绪主要通过缓解投资者风险感知,进而降低超额风险溢价的方式发挥作用,而非直接改变公司基本面违约风险。该影响具有显著的条件依赖性:当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分析师覆盖不足、机构持股比例较低或审计质量欠佳时,媒体ESG报道情绪发挥更强的信息协同作用;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信用风险集中暴露、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以及市场信心低迷时,其预期修正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积极的媒体情绪能够显著增强ESG偏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意愿,而负面报道的持续积累则会推高风险溢价。本文为理解媒体在债券市场ESG信息传导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对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具有一定启示。

理解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债券的定价效率,对于评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非金融企业发行的信用债为样本,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降低了企业债券的发行溢价,提高了发行定价效率。机制检验表明,降低发债企业信用风险及信息风险从而抑制发债企业人为压低票面利率的动机是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路径。但承销商的业务竞争会削弱产业政策的效果。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长期债券定价效率的影响更显著,且在经济政策确定性较高、货币政策宽松时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促进了一级市场投资者认购与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本文一方面丰富了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全面评估产业政策有效性提供证据支持;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我国债券发行定价效率,为建设高质量债券市场提供有益参考。

中介机构在债券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介机构行为直接影响债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基于此,本文着眼于我国债券市场中介机构固定搭配行为,选取2008—2022年间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行的所有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究了信用评级机构与会计事务所之间的固定搭配行为对债券信用评级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合作效应理论,信用评级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固定搭配经验越多,债券信用评级越低,并且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异质性分析发现,信用评级机构具有外资背景时,中介机构固定搭配行为对信用评级的影响效应减弱;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中介机构固定搭配行为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效应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信用评级机构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固定搭配经验越多,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也越多,债券评级误差越少。

基于独特的上市公司股东诉讼数据,本文利用BERT大语言模型进行文本识别分析,探讨了股东诉讼对同行业公司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同行业公司被股东提起诉讼后,行业内其他公司会显著提高年报的语调积极性,并减少风险相关信息的披露,且股东诉讼案件涉诉金额越大、参与诉讼股东人数越多,影响越强。(2)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弱、来自个人投资者关注越高和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和波动的情况下,公司会更为激进地使用策略性信息披露作为应对诉讼压力的手段,而来自机构投资者的专业性关注则能够产生抑制作用。(3)这一效应主要表现在文本信息真实性较差的公司中,且同行业公司被股东提起诉讼后,公司发布自愿性业绩预告的概率降低且年报可读性降低。(4)这类策略性信息披露虽可降低其被诉概率,却降低了股价信息含量。以上结果表明,股东诉讼虽然具有一定的行业溢出威慑力,但可能诱发同行业公司的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本文结论揭示了股东诉讼法律实践中的潜在非预期效应,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重要启示。